现阶段中国精神卫生立法一直是学界的热门议题,由于精神疾病的特殊性,患者往往不能认识和控制自己的行为,随时可能会做出自伤或伤人的行为,为保护精神病患者本人健康福祉和其他社会成员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在必要的时候对精神病人实施强制医疗是社会安全的必然要求。但在现实生活中常常碰到这两种情况:一方面,根本没有精神病的公民或者有些不需要住院的精神病人被强制住院治疗,合法权益遭到侵害,人权被肆意践踏;另一方面对有些可能实施危害行为的精神病患者,却因为没有得到必要的治疗、管束,从而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对于精神病收治的乱象,社会各界都期盼一部《精神卫生法》的颁布能力挽狂澜,然搁置25年之久的《精神卫生法》依然没有在2010年底如约出台,时至今日,虽然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中,吴邦国委员长再次强调今年立法工作的重点将包括制定精神卫生法,但透过分析09年发布《精神卫生法征求意见稿》,我们仍然可窥测出强制医疗措施的“存废”与“改良”;精神病患医疗人权的界定与保护;精神病患家属权利与责任;精神病患财产管理与保护等问题都将成为该法出台的“拦路虎”,精神卫生立法困境到底在哪里?立法之路又该何去何从?与法学界的主流观点不同,本文不单单从法规范路径去探讨建构精神卫生立法中强制医疗措施的法律移植技术问题,且以邹宜均等案为引子,将精神卫生立法困境中核心难题置于法律文化视野下,运用史论结合、比较分析的方法,本文并不是着力探讨如何建立精神卫生法,而是探讨为什么我国长期无法建立精神卫生法,换言之是将现阶段立法困境放在法律文化层面讨论它的“实然性”,试图分析出精神卫生立法困境背后显示出来的根源性问题是法律文化深层结构的多元冲突问题而非单纯的立法技术落后和社会客观经济局限:我国法律文化深层结构的多元冲突导致法律价值理念的模糊进而显现在精神卫生法立法领域全国范围内规范性法条的缺位和地方性法规的不成熟。有许多学者认为精神卫生立法困境仅限于“强制医疗措施的粗陋”,因而多主张移植国外先进的法律规范来填补我国立法的漏洞①,然而这些来自于刑法学、社会学、精神病医学界的建议,不仅常常纠缠于中外法律规范本身而缺乏法理层面的深刻反思,过多建构具体条文也凹显出理论与实践的“断层”。以笔者看来,我国在精神卫生立法上“裹足不前”并非完全是立法技术落后造成,从另一方面来看,是立法观念惯性思维造成的,在现代化的法治浪潮中,我国法律文化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本身正在经历一场多元文化的冲突博弈,正是这种冲突的影响,让立法者一时间“无所适从”。其次,西方对精神病人权利保护和相关制度也因各国法文化的不同而历经了不同的轨迹演变,现行的制度并非“一蹴而就”,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精神卫生法经过数十年的修订已日趋完善,严谨的法律条文闪现出“人性之光”,它们在精神卫生立法领域中的成果有目共睹,但这些精细的法律是否适合我国土壤生长,这显然不是单单法律移植就可以解决的,各国制度形成背后的法律文化探析,才是我们建构精神卫生立法的基础。文章主要解决三方面问题:第一,从法规范角度对精神卫生法草案(包括各地实施的地方精神卫生法)剖析,分析出我国精神卫生法(草案)的困境。第二,从法理角度论证法律涉入精神卫生领域的正当性。第三,从法文化角度探析西方精神病人权利保护的基础和历史演进,厘清西方现行精神卫生制度的法律文化基础,探求我国精神卫生立法困境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