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放缓,人口红利减小,产业机构低端、单一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优化产业结构,提高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等任务就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本输出途径,有利于我国企业通过高技术逆向溢出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并通过对先进技术的学习和掌握,淘汰落后产业,扶持高新技术产业,提升产业价值链,优化我国产业结构。因而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加大,投资模式也逐渐多样化、复合化,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多年来一直位居世界前茅。在2020年疫情蔓延,投资环境不稳定的情况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更是达到世界首位。机电类产业作为我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产业,其国际贸易量多年来一直占据我国对外直接贸易总量的一半以上比例。并且由于该行业产品汇聚了高精度加工、人工智能、信息传输等多种高新技术,所以该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也将会给我国从“制造大国”转变为“智造强国”带来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在政府积极引导企业“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响应我国战略规划趋势,本文选择企业出口规模来衡量我国机电类产品竞争力,企业产品的出口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该产品在国际市场的认可度和竞争力,所以本文考量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对我国机电类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程度。论文基于交易成本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企业异质性理论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梳理了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对企业出口规模的理论依据。之后,讨论母国企业不同直接投资模式选择对于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以及企业生产率、企业融资约束这两个因素,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对企业出口规模影响中所起到的调节效应。再者,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论文选取上市机电类企业2011年—2020年披露的年报数据（含325家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四种模式作为自变量、企业对外出口规模作为因变量。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分析;运用系统GMM估计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在文章的六个假设中,除了假设4和假设5两个假设部分通过显著性假设检验,其余四个假设均通过了显著性假设检验。论文的主要结论有:（1）全资绿地投资模式和合资绿地投资模式均对母国企业的出口规模有正向影响,但是合资绿地投资模式对母国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强于全资绿地投资模式。（2）全资并购投资模式和合资并购投资模式均对母国企业的出口规模有正向影响,但是合资并购投资模式对母国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强于全资并购投资模式。（3）企业生产率逆向调节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和企业的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并且对于合资并购投资模式来说,全资并购投资模式的这种逆向调节效应更强。（4）企业融资约束也逆向调节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和企业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并且同样对于合资并购投资模式来说,全资并购投资模式的这种逆向调节效应更强。而企业生产率与企业融资约束在合资绿地投资模式中的表现则没有较大差异。论文结尾处,文章从我国政府和企业两个角度提出符合实际的建议:（1）母国企业应该优化对外直接投资模式;（2）母国企业应该吸收新知识,优化新技术,完成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3）母国政府应该,完善金融机制,促进融资便利化,为企业对外发展“减压、减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