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译创理论为理论基础,从译创者主体性、译创手段以及译创效果三个方面对林语堂的英文译创活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旨在揭示林语堂作为译创者在译创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归纳其译创手段的总体特征,并对译创模式下的主体、文本、翻译与创作的杂合、传播与接受进行一次新的探索。本文首先以译创者主体性研究为起点,将林语堂界定为译创者,在文献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其在双重身份作用之下的译创动机、译创内容以及译创思想方面的主体性行为。其次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从语言和文化两个视角,点线面结合地勾勒林语堂的译创手段,指出其译创手段的复杂性以及同译创动机和译创思想之间的关联。最后是对译创效果的分析,从海外出版情况和读者评论两个层面分析其英文作品的传播和接受情况,指出林语堂本人及其作品的国际影响力,揭示其译创动机的完成和译创手段的实现。通过以上三个维度的深入分析,全面、客观地在历史语境中审视译创者和译创文本,并归纳林语堂的主体行为和译创模式对文化输出的价值以及借鉴意义。本文得出的结论有以下三点：第一,作为译创者,林语堂既是文学译者又是文化自译者,这种双重身份消解了原文本和原作者的概念,将其置身于中国文化元文本的“翻译”这个宏大的语境之下。由此,林语堂在译创动机、译创内容以及译创思想上体现出来的主体性,超越了传统译者的“隐身”,凸显了译创者更为主动的“自我再现”。第二,林语堂的译创手段自成体系,综合了翻译策略和创作手法,具有多层次性、丰富性、首创性和巧妙性,其呈现出来的总体特征是“主调对话”：以输出中国语言文化为主要基调,以西方语言文化作为伴奏在场,在对话中既完成了其对中国文化的个性化重构,又使文本获得了目的语读者的共鸣。第三,林语堂系统全面地向西方译创了中国文化,其英文译创作品在海外具有跨时间跨地域的持续广泛的影响,获得了读者的认可。良好的译创效果表明,林语堂实现了向外传播中国文化的主要译创动机,对中国文化的个性化重构也获得了认同。同时,这种译创实践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开辟了翻译式写作的新思路,在译创内容和译创手段上提供了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