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的终结意味着多极取代两极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全球的文化交往进入到一个“前无古人”的空前活跃的新阶段。文化不再像之前一样在国际关系的传统视野中受到忽视,而是在渠道越来越多元的国际交往中,各国纷纷把注意力和重心从经济领域和军事领域转向文化领域,国家对外战略的考量也更加倚重通过对外文化交流来实施。众所周知,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的综合国力实现了由弱到强的飞跃,并且这种提升还会一直持续。那么我国的文化外交实践在综合国力变化的过程中又是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达到了什么“水平”、还应该朝哪些方向创新?这些疑问的提出构成了本文的写作动机,也是本文所要试图回答的问题。本文按照“理论阐述,实践梳理,实践分析,实践创新”的逻辑顺序,第一部分,解决我国的文化外交实践在综合国力变化的过程中是如何变化的问题。以时间为轴,从宏观的视角对新中国文化外交的实践历程进行梳理与总结。第二部分,解决我国的文化外交在实践的历程中达到了什么“水平”、其实质是什么的问题。以微观的视角分析我国文化外交实践的内在特质与外在定位,以及实践的表现形式。从而得出我国的文化外交实践的内在特质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具体有天下意识、义利兼备、和而不同及天人合一四个方面;我国的文化外交实践的外在定位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外交载体;我国文化外交的实践方式有政府层面的对外文化交往活动、教育文化交流活动、全球传播的开展三大方面的结论。第三部分,以辩证的视角对我国文化外交的实践作出归纳与总结,从而探寻我国文化外交实践的路径创新,为我国如何更好地开展文化外交提出三点具体措施:建立长效的总体战略规划、加强文化外交的立法工作、培育新时代的文化外交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