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围绕着“三位一体”教义在中国的传播及接受，论述了西方传教士继唐景教之后，于明末清初第二次进入中国传教，与当时社会的知识阶级在接受与理解基督教义方面产生的会通与冲突，并通过对传教士传播教义的方式及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的分析，进一步指出这次中西文化的交锋之所以以失败而告终的深层文化原因。 论文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以丰富的文献资料介绍了在明末清初传教士著作中出现的，对“三位一体”教义的中文解释。由于这条教义的超验性，使它的接受呈现信仰性而非理性理解的特点。为了使中国人接受并信仰“三位一体”，从利玛窦开始，来华传教士一般采用“附会”中国文化的方式对其进行论说。这一部分主要概括了传教士的四种传播方式：譬喻言说；借用中国汉字进行附会；附会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以及借用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进行言说。传教士的附会存在着十分明显的错漏之处，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更改与修饰在当时有着强烈“华夏”文化优越感的反教人士看来尤其无法忍受，于是一场“夷夏”思想的交锋就此展开。 针对“三位一体”教义明清之际在中国的传播情况，论文的第二部分对产生这种境况的原因从思想背景方面进行了分析。当时的社会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社会，儒家思想是中国人意识形态上的真正统治者。儒家思想从先秦孔子学说的创立到明清的朱熹“官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其间虽有一些发展和变化，但从孔子继承而来“实用理性”的基本思想却没有太大的改变。文章在这一部分讨论了孔子以及朱熹、王阳明的主要思想，以及其中的“神”、“鬼”观念与基督教思想中“神”的观念的差异性，并分析了中国文化中的深层理性实用意识，对明清时基督教传播所呈现出的中西文化冲撞以及冲撞的结果作出了一定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