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末内乱,内迁“五胡”乘势而起,在中国北方建立了十六国、北朝诸多民族政权。十六国在剧烈的内、外争夺、碰撞中,时而统一,时而割据,终统一于北魏,北魏末期内乱再起,北方再陷割据之势,形成北朝后期东西对峙的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北周灭北齐,北方再次统一,隋代北周,一统中国南北。史家从不同视角出发,对造成中国近三百年从分裂到统一、由乱到治局面之缘由进行了诠释。然从游牧民族内部出发,对生存资源的需求、控制同游牧权力组织结构结合、变迁的视角来归因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方面,仍然还有研究的空间。游牧部族由于受自然气候、单位面积草地提供资源量的限制,以及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总体上处于生存资源匮乏的状态。本文认为,北方游牧人群寻求生存资源是贯穿其在草原地带、内迁乃至到中原地区活动的主线。在这一主线的牵引下,获取、控制生存资源同游牧组织权力结构紧密结合与变迁,是决定“五胡”盛衰的主导因素。“五胡”在草原地带,控制、利用牧草资源的规模越大,所形成的不对称依赖也就越普遍、广泛,服从的权力关系网络也就更大,超部落的部落联盟、政权组织产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其对外获取资源的能力也就越强。“五胡”内迁后,中原王朝对其资源赏赐、对其首领封官拜爵,维持着同游牧人群的臣属关系。此时,“五胡”首领在部族中权威的维持,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中原王朝资源供给、听封而得以实现。所以内迁“诸胡”由资源依赖农业社会程度的加深而出现游牧组织的自主能力呈下降趋势。西晋衰微后,十六国取代了其对内、对外维持边界的公共功能,保证最基本的农业资源生产和分配的有序展开。受游牧世界“强者得立”及其孪生形态“强者争立”的权力嬗代原则交替支配,诸“胡族”政权短祚,难以长久获取农业社会资源、主导北方的农耕社会。北朝前期的北魏,通过“离散部族”、“子贵母死”等措施,遏制了因“强者争立”而造成的乱局。权力有序嬗代,为北魏获取稳定的农业资源,在太和年间实施一系列同农耕社会全面对接的改制措施顺利展开,创造了条件。北魏终因没有将六镇的边镇体制同北方农耕区的改制同步展开,被六镇内乱瓦解。北朝后期,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继续推行北魏均田制等符合农耕世界的措施,保证了生存资源稳定供给。同北魏不同的是,西魏、北齐的“镇兵”因战争、自然衰老而失去支配作用,“胡人当兵,汉人种地”的资源生产与分配模式被打破,新的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建立后,北周、隋政权在获取农耕资源方式上,同农耕世界实现了更大的共容利益,崭新的时代再次出现。从研究“五胡”寻求资源同其组织权力结构结合、变迁的实际历程得出：农耕社会的资源是胡汉民族依赖的主要资源,胡汉民族在获取这些资源的过程中,从激烈的争夺到形成共容利益的艰难、持久、具体的过程,是中国三百年从分裂到统一、由乱到治的决定因素。简而言之,胡汉民族对黄河、长江流域的资源依赖及这些资源的生产、分配模式,完全按照农业社会运作规律有序进行时,大一统国家的局面形成就会是必然之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