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试图在交往理性的视域下,通过语言,以对话为桥梁，使处在生活世界之中的人们互相沟通，并达成理解与共识。他探讨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世界被殖民化的问题，并尝试用交往理性来对抗使金钱和权力都异化了的工具理性。研究这一问题可以使我们重新审视对话的力量，有利于形成和完善我国科学民主的话语商谈机制，也有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评判体系。哈贝马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员，他的生活世界理论为马克思主义注入鲜活的血液，值得研读。　　本文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首先阐述了交往行为理论产生于不断变化的生活世界，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分别论述了交往行为理论产生的历史根源；其次，围绕生活世界具有的一系列特征以及哈贝马斯对社会行为的四种划分，具体分析了生活世界的“理性”蕴含于交往行为中；最后，论述了交往行为理论的“有效性要求”规范了生活世界的“理性”，在“有效性要求”基础之上的理性才是生活世界合理化的保障。　　第二部分围绕生活世界理论进一步展开。首先，论述了合理化的生活世界呈现出来的状态。以生活世界结构与功能的宏观视角研究为出发点，进而把研究重点转移到了交往主体理想的言说情景这一微观视角。从双重视角考量了生活世界的合理化的实质，即是交往理性的实现过程。其次，论述了健康合理的生活世界逐渐遭到蚕食的原因，即系统对生活世界的破坏作用。以系统与生活世界分离的历史进程为出发点，论证了从原始社会形态、传统社会形态、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关系，进而分析了生活世界内在殖民化的原因。然后，从反面论述了生活世界对系统更为深远的影响。最后，论述了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内在殖民化这一现象的解决方案，并进一步研究了法兰克福学派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得出了生活世界殖民化可以被消除的结论。　　第三部分探讨了生活世界理论如何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以及这一理论的缺陷所在。首先，指出哈贝马斯过分强调意义层面上的交往理性带来了对生产力的忽视，而实践层面上的劳动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才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其次，认为哈贝马斯过分夸大语言的作用，有可能丧失对话语霸权的反思。最后，阐述了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不仅具体分析了生活世界的三个维度对我国的启示，而且说明了贯穿于生活世界的“理性”对完善我国法律与政策同样具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