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一词近年来在我国的使用频率急剧上升，虽然也有研究者对其概念本身进行了梳理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更多的是将它作为一种既定的价值标准运用于文学或文化研究的各个领域。在使用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遮蔽了这一概念所包含的“文学何以成为文学”的原初意义，更无心执著于对“文学是什么”“文学的性质是什么”等基本命题的深入探讨。一定程度上使“文学性”成了任意漂浮的能指，使“文学性”研究未能更好地应对中国文学当下所面临的诸如商品化、边缘化等问题。或许借助文学理论教材这种更稳定更具有时空特性的形式，尤其是作为文学的基本原理、范畴和评判标准的重要知识传播载体，分析其背后隐藏着的知识与权力、个人与社会、自由与规则等多重矛盾关系，能对当下境遇中的文学及文学理论提供一个反思的角度。 因此，本文无意于提出一个不同于他人的“文学性”概念并进行逻辑论证，而是将“文学性”作为我们考察文学观念演变的工具性概念和衡量尺度，置于我国近百年的文学理论教材中，通过对“文学是什么”和“文学的性质”等问题的历时态梳理，将特定的历史语境下的文化运动、社团组织、文学出版、学科建立、课程设置、国家政策、市场经济等各种“制度”性的因素结合起来讨论，在各种“关系性的存在”中勾勒出中国现代文学、文学理论试图努力走出困境的图景。本文尝试将中国近百年的文学理论教材按照不同的历史语境和对“文学性”问题的回应方式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即 第一章新文学话语下的“文学性”(1920-1940)五四新文化运动、日本文论、作家身份影响下的文学表现出情感性等特点。 第二章政治话语下的“文学性”(1940-1977)文学在马克思主义思潮影响下的革命政治环境中表现出了极大的意识形态性。 第三章学术话语下的“文学性”(1978-1999)政治挣脱中的文学渴望被审美救赎却又掉进了市场的泥沼。 第四章21世纪以来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学解构了自己又顾影自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