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一书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现存的《庄子》三十三篇是由郭象修编过的。郭象为之作注,做出了新的诠释,这对《庄子》的传播产生了深刻影响,也直接影响到了人们对庄子的理解。郭象注作为现存第一部庄子注释,逐渐使得后世人们通过郭象来理解庄子。郭象注给《庄子》带来了新生,巩固了《庄子》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郭象注《庄子》,但其所内在的精神却不同于庄子。庄子追求精神的自由与心性的静泊,反对物对于人的凌辱、摧残与统治。而在动荡的魏晋时期,人们思考自身命运,思索追求生命的意义,走向了人的觉醒。郭象着力于调和社会与个人间的紧张关系,重建理想人格,追求高度和谐自由的人生境界,达到人的本性与自然之道的同一、人与宇宙万物的同一。　　作为一部重要的玄学著作,郭象《庄子注》建立一个完整的玄学体系。魏晋玄学哲学的基本特征,一般人们都认为是宇宙本体论,以辩论有无为中心议题。近来有学者提出性在郭象哲学中具有本体意义。本文试从“性”这一范畴出发,论述郭象的性本论思想,阐释郭象“名教即自然”,以及在肯定现实的同时追求自由逍遥境界,最终寻求天人和谐统一的观点。　　“性”作为郭象思想体系中的最高范畴,其思想体系的建构和价值诉求都是围绕“性”展开的。庄子思想中的化生论、齐物论、逍遥论、无为论及圣人论,经郭象改造,成为本于“性”的顺性独化、顺性逍遥、顺性无为和顺性即圣。　　魏晋玄学的发展经历了正始、竹林、元康和东晋四个时期。郭象《庄子注》作为元康时期玄学的代表作,继承发展了魏晋玄学的特征,也具有其独特之处。名教与自然之争是魏晋玄学所关注的主题之一。汉代儒学独尊以来,官方主流思想着眼于王道秩序和名教秩序的建构,不断强化儒家价值。然而汉末以来,名教异化,名教与自然分裂。抛弃虚伪的名教,回归自然本性成为时代要求。王弼提出“以无为本”,认为名教本于自然。竹林名士嵇康、阮元等则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郭象用“性”贯通了名教与自然,认为“名教即自然”,建立起一种新的内圣外王的理论。　　“性”是中国哲学范畴体系中重要又古老的范畴,可以分为“自然之性”和“自觉之性”。魏晋时期“性”范畴主要是从“自然之性”角度来论述的,较少涉及伦理道德方面的因素。同时,郭象认同儒家价值,援儒入玄,将仁义纳入到“性”中,作为“性”内在化的要求。　　郭象首先消解破除了“道生万物”、“无生有”,将“性”作为万物所本的最高范畴。“性”是物之为物的内在规定性,成为物之间相区别的内在原因,又常被郭象称作“性分”。每个事物都有各自的性,是不可变更的。性的获得是自然而然,不知所以然而然的,但是性的实现却是必然的。郭象提出以性为本,突显了事物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也为社会等级制度存在的合理奠定了理论基础。　　郭象建立了性本论,并通过顺性独化、顺性逍遥、顺性无为和顺性即圣四方面加以展开。　　顺性独化,即万事万物,包括自然、社会及人都是本于性而独化的。这是一种自然而然、不假外求的自生自化。但是独化的万物并不是互相孤立的,它们之间也存在着相因关系。“独化于玄冥之境”,万物的独化是一种微妙的默契的生化。玄冥是一种无形的存在,内在于事物自身中。这样事物自身事先已规定了整体的秩序和谐,事物只要顺性独化,就可达到秩序的和谐。　　万物顺性逍遥。首先万物自足其性而相齐,因为各个事物有自己的性,但是只要事物各当其性分,各个事物间就能相齐的,互相间的差别也可取消。庄子的“道通为一”被解释为郭象的性通为一。进而,万物自足其性也能达到自由逍遥。足性逍遥,万物在各自的“性分”规定中就可以完全自足逍遥。　　顺性无为。无为必需无心。无心以顺有,既已无心,就能顺其自然,任其自生自化。无为不仅是任个人自身所有之性,而且对待外物也要因循顺性。无为应用于社会政治中,就是要求君道无为臣道有为。天下的大治在于民各得其性。君主只要因循臣下每个人的性每个人的能力,顺其自然,用其能,任其能,就可以达到大治。君主只是形式上的统治者,整个社会都按其性运行,保证了社会的稳定。　　郭象提出顺性即圣,建立新“内圣外王”。郭象所指的圣人主要是指儒家所推崇的圣人,如尧、舜、禹、孔子,而只将庄子作为百家之冠,庄子尚未达到圣人地位。庄子之圣人是否定现实的,是超世的。庄子之“圣”强调的是对原始自然的遵循和效仿,追求的是配天地之德的至高境界。而郭象之圣人是肯定现实的,是应世的,是游外以弘内,内外相冥。虽然圣人忙于世务,但是其心理上却是淡然自若,逍遥自得,犹如处在山林之中。这就是新的“内圣外王”之道。上古圣王只是顺应了当时社会的情况,顺应了社会的自生自化,所以出现了太平盛世。这只是“迹”,人们也往往会效法这些圣王所作所为,遗忘了“所以迹”。但是郭象强调要效法这背后的“所以迹”,回到“所以迹”。　　郭象《庄子注》展现了魏晋玄学的精神,援儒入道,会通儒道,是对儒道两家的统一与超越。它不仅为政治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思路,而且对中国古代士人阶层的人生也提供了一条儒道兼修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