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范围内,由于过度使用能源投入,导致随意释放对人类生存有害的二氧化碳等气态污染物,各国正在经历令人震惊的气候变化。因此,确定经济增长和生态绩效的交汇点成为当前研究的重要问题。关于环境效率的研究对于减少和控制对环境有害的废物和排放至关重要。各国也非常有必要对环境增长和趋同进行研究,以便评估其投入和产出的使用情况,并采用可同时达到效益化生产目标和改善环境问题的技术。因此,本研究旨在评估亚太国家环境效率的趋势、决定因素、改善效果、趋同性和强化政策。本研究基于以下四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估计环境效率的趋势。第二个目标是调查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经济增长和其他决定因素对环境效率的影响。第三个目标是检验亚太国家环境效率的收敛性。第四个目标调查了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作为政策冲击对亚太地区环境效率的影响。目标一、二估计并比较了1990-2018年期间亚太地区里东南亚、南亚和东亚三个划分区域14个国家的环境效率指数的趋势,利用超效率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得到的结果。采用截尾回归方法,本研究对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作为环境效率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评估。在主面板和区域层面上,截尾回归建立了环境效率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倒U型关系。除东南亚之外,经济增长与环境效率之间也呈现倒“U”型关系。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对环境效率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主面板和各区域中。其他控制变量如外国直接投资,被发现在主面板和东亚中提高了环境效率。然而,在东南亚和南亚,外国直接投资降低了环境效率。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创新与可再生能源的交互作用提高了环境效率。第三个目标是通过使用共同前沿和组内前沿的数据包络分析模型来确定所选亚太国家的环境效率趋势和增长,同时进行收敛分析来确定环境效率收敛的速度。本研究在共同前沿和组内前沿理论下进行了讨论,共同前沿的研究结果表明环境效率存在严重波动。此次研究以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18年为10年研究区间。结果表明,在1990-2000年期间,大多数国家尽管效益有所提高,但是环境效率依然低下。根据界,孟加拉国的环境效率值最高,为6.32。效率最低的国家是新加坡,平均EE值为0.94。2000-2010年期间,环境效率不断提高,可能是由于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和使用绿色技术来减少碳排放。其中,澳大利亚的环境效率得分最高,为1.02分,新加坡的效率得分最低,为0.93分。2018年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孟加拉国以1.08的平均效率成为世界上环境效率最高的国家。新加坡再次得分最低,为0.91分。该研究还调查并比较了东亚、南亚、东南亚、太平洋和大洋洲环境效率的趋同性,同时调查了人力资本等其他变量,如将绿色技术、城市化、贸易竞争力和工业化作为调节因素。研究主要发现:所有区域均证实为随机收敛和绝对β收敛。从条件β-收敛性来看,绿色技术和人力资本提高了环境效率。工业化对共同前沿地区的环境效率产生积极影响,但对集团前沿地区的南亚、东亚、太平洋和大洋洲的环境效率产生消极影响。城市化阻碍了环境效率和贸易竞争力,并降低了除东亚以外所有地区的生态绩效。最后,为了实现目标四,本研究探讨了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作为政策冲击对亚太地区环境效率的影响。从多国角度出发,本文评估了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对环境效率的影响。研究中利用元前沿方向距离函数对所选国家2000年至2018年期间的环境效率进行了估计,其趋势与用于实现其他目标的数据包络分析模型表现出相似的特征。孟加拉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巴基斯坦的效率最高,而中国和印度的效率最低。采用双重差分估计模型来评估中东呼吸综合征对环境效率的影响,同时采用双重差分PSM模型作为稳健估计模型。结果表明,中东呼吸综合征降低了亚太地区的环境效率。为了证实这一结果,本研究使用二氧化碳作为因变量进行了稳健分析,结果证实中东呼吸综合征降低了环境效率,因为它增加了这一时期的碳排放。为了确定可能的影响因素,本研究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城市化、进出口来评估冲击对他们的影响。经济增长与疫情呈正相关关系,而外国直接投资呈现降低作用。随着进口的改善,出口减少。城市化水平降低,人力资本水平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