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是一个国家的生命线，而能源政策牵涉到国家发展的长远大计。作为当前重要能源之一的核能，长久以来备受各界关注，原因不仅在于其能实现稳定的能源供给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也在于核废料的处置难度和安全风险。德国已经走过半个多世纪的民用核能发展历程，核能以近23%的占比成为全德电力供给体系中的重要支柱。2010年，德国批准现役的17座核电站平均延长寿命12年，同时将核能作为“桥梁技术”纳入国家能源方案长期战略中。而在次年的日本福岛事故发生后不久，德国联邦总理默克尔迅速下令暂停延长核电站寿命计划，并对所有核电站进行全面安检。时至2011年6月，德国联邦议会通过了包含弃核条款在内的新原子能法修正案，计划到2022年底分批关停全部核电站，成为全球首个退出核电的重要工业化大国。令人不禁好奇，为什么德国的核电政策会在短短的大半年时间里，且在同一届政府治下，竟然发生了“惊天大逆转”？　　本文以美国政策科学家约翰?W?金登的多源流模型为研究框架，重构德国弃核政策的形成过程，详解决策过程中各直接、间接参与方及其发挥作用的方式，解析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这三股源流的作用机制。同时，本文认为，促使德国弃核政策出台的“政策之窗”在于日本福岛核事故的发生，引燃了德国上下对本国核电站安全的集体焦虑；遍布三股源流的政策企业家抓住机遇，成功推动了三股源流的汇聚；新闻媒体是德国弃核政策最终出台的重要助推器。　　最后，在本案例的分析过程中，重新审视多源流理论本身的不足——三股源流间的完全独立性受到质疑。同时，还发现本案例中的“政策之窗”具有类似磁力效应的新特点——福岛事故令弃核成为德国各界几乎一致的呼声。另外，多源流理论在我国的表现力受到削弱。汲取德国制定弃核这一公共政策历程中的经验后，总结出对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科学化、民主化的有益启示：民主决策先行，充分发挥媒体力量，积极挖掘“外脑”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