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大量处于“半市民化”的农民工及其家庭。广大农民工虽然进城务工,在城市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中进行劳动,是统计意义上的“城镇人口”,但由于没有真正的城市居民身份,在户籍上并未纳入城市居民户口,不能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其消费行为特征与城市居民完全不同。本文首先分析了在在执行农民工市民化一系列政策过程中所遭遇的阻力:阻力一方面来自于一般城市居民,城市居民作为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既得利益者,会对分享这一既定利益的外来集团进行抵制,当城市福利体制开始改革,城市居民的失业率就开始上升,他们就会有激励向地方政府进行游说,要求后者严格控制外来人口的进入并向当地政府施加压力;阻力的另一方面来自于政府,政府将会面临大量人口涌向城市,市民人口数量的增加将会使当地的财政支出急剧扩张,并且由于人口的增加导致当地政府对人口的管理更加困难。这两方面的阻力使得政府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时候压力重重,并最终导致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相当缓慢。以往的研究也都对上述的双重阻力进行过细致的描写与论述,这些研究普遍认为将农民工转变为城市居民会对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造成负向影响,这仅仅考虑了农民工对城市居民的替代性影响,但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工市民化对农民工的消费支出结构的改变,进而对整体经济的正向影响。本文利用CGE模型,模拟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对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主要关注了农民工市民化以后对各居民的收入支出结构的影响。本文首先基于浙江省2010年的投入产出表及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构建了相应的浙江省2010年的社会核算矩阵,并基于编制完成的社会核算矩阵进行政策建模。将浙江省2010年的经济整体状况作为基准情景,将100万农民工转变为市民作为对照情境。研究结果显示,增加的这100万市民可使浙江经济总产量得到更大的提升,而且农民工市民化将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并进而促进居民消费和投资增长,降低经济增长对于出口的依赖程度;同时还可以优化经济结构。最终结果由于农民工的市民化促使原来的农民工的消费增加,促进了浙江省经济的整体发展,最后促进了居民收入的提高。因此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步伐,大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是促进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