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政治诡谲、文化多元的历史形态注定了蕴含其中的文艺自由思潮的复杂性。南京政府利用其政治权力推行的文艺统制政策，使大部分非官方的文艺形态无不带有争取自由的色彩。另一方面，与官方文艺事实上形成对抗关系的左翼文学内部也产生了关于文艺自由的争论和对抗。本论文把论述对象——“第三种人”主要置于后一方面的政治文化氛围中，而作为不可回避的文学史背景，前者也会被提及。　　“第三种人”这一概念首先指代一个较为松散的文人群体，它包括在1932年文艺自由论辩中就文艺本质问题与左联展开论争的杜衡、叛变中共并自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杨邨人、与恩师鲁迅决裂并投靠孙科的文艺评论家韩侍桁。由于“第三种人”的文章多发表在施蛰存、杜衡主编的《现代》杂志上，杜衡的好友施蛰存、戴望舒、穆时英等人也常被左翼文人看成是“第三种人”。另外，1935年间追随杜衡办刊的路易士(纪弦)、王萍草等文艺青年也自称“第三种人”，但他们在当时产生的影响并不大。　　这些“第三种人”大多原是左联成员，但在政治价值认知、政治走向判定以及文艺生产的组织方式等方面与左联存在歧异。在与后者的论争中，他们观点互相应合，杜、韩、杨三人还共同创办《星火》等杂志与左联对抗。近年来，学术界对“第三种人”的研究多集中于剖析杜衡等人文艺观点的内涵，指出其理论对左翼文坛关门主义、教条主义的匡正作用，这种文艺思想研究无疑是有其意义和价值的。但是，迄今学术界仍欠缺对“第三种人”这一文人群体的全面考察。除了对“第三种人”思潮涉及的历史事件与创作个体进行零星的涉及外，真正将这一文人群体视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并未见到。因此，本文会首先重视“第三种人”史迹的寻找，将围绕“第三种人”文学观念与文学集团的史实重新梳理出来。　　本文在对所谓“历史现场”进行还原的同时，也力图对“第三种人”及其文艺理论进行历史的定位。尽管不被左联认同，“第三种人”持有与左联作家相近的苏俄文学资源，而且在反自由主义、反民族主义文学等政治文化立场上坚决与左联保持一致。从“第三种人”提出的文艺观点上来看，他们部分地继承了“人的文学”的传统，而左联方面融合“第三种人”文学观念的理论阐述或体现着“人的文学”传统的作品也决不在少数。双方的分歧实存在于一个具有政治伦理意味的层面:左联对其成员进行政治意识与文学创作上的全面指导是否具备伦理正当性。本文意在说明“第三种人”持有一种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政治伦理，“第三种人”的沉浮反映了在1930年代集体主义伦理攻势面前这种现代政治伦理的曲折表达，另一方面，触发“第三种人”思考政治伦理问题的，是一种对左联领导者的更加宽泛的道德谴责。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种种道德弊病，也在围绕“第三种人”生发的事件中一一呈现。　　本文在第一章“政治伦理与1930年代的文学情境”中对关键词“政治伦理”进行了引述，这一章阐明了左联的出现是无产阶级文学构建在伦理层面的必然结果，由此观之，1930年代左联根据自己伦理上的绝对主体地位来对“第三种人”加以“他者”化指认也是有理有据。伴随着自身道德权威的确立，无产阶级文学最初的构建者——革命知识分子的种种道德劣根性也放大显现出来，并构成1930年代左翼阵营内外种种道德怪状。这些直接给杜衡等人对“组织”伦理的批评提供了口实。　　第二章到第四章即是左翼文坛与“第三种人”在1930年代产生龃龉的具体历史过程，此一历史过程也伴随着“第三种人”所坚持的现代伦理观的不断展开。第二章“政治夹缝中的作家之群”主要涉及1932年文艺自由论辩之前“自由人”胡秋原、“水沫”同人与左联的矛盾。第一节“‘自由智识阶级’的‘不自由’”主要展示“自由人”胡秋原对中共政党伦理的质疑，而他与左联的论争直接促成了1932年文艺自由论辩，第二节“‘无轨列车’岂横行？”意在表现左联在对沪上左倾作家的政党化领导中遇到的实际困难，第三节“‘新感觉’小说中的政治伦理”通过对杜衡、穆时英、施蛰存等人小说的分析，看到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隐晦的指责以及左联对此的回应。　　第三章“1932年文艺自由论辩的漩涡里外”则主要叙述文艺自由论辩中“第三种人”如何由一个文艺概念变成一个政治判断。通过文艺自由论辩，杜衡对自己提出的“第三种人”概念的解释也有一个较显明的变化。双方观点的抗颉主要在第一节“文艺自由与政治干涉:‘第三种人’概念的提出”与第二节“反对‘关门主义’:左联的政治决议”中体现出来。而原剧联书记杨邨人和原左联成员韩侍桁在文艺自由论辩快要结束时先后对“第三种人”概念进行了重新解读，这无疑使这一概念的内涵显得复杂起来。二人的观点可见本章第三节“‘第三种人’概念的淆乱”。　　第四章“‘第三种人’文艺集团的形成和消散”则关注“第三种人”文艺集团的实际成立。通过一系列道德攻讦，左翼最终将“第三种人”集团斥为反动。在这个过程中，“第三种人”成员对左翼文学形成的实际伤害也不容忽视。本章第一节“由文艺论争到道德攻讦:左翼策略的变化”与第二节“《现代》的困境与文坛集团化风气”即论述双方在1933-1936年间不断发生龃龉的过程，而通过第三节“无效的自救:‘第三种人’集团刊物的短暂命运”，可以看到“第三种人”为扭转左翼文坛对自己的恶评而做的种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