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的包产到户开始的。回顾农业合作化到人民公社解体的这二十多年的历史，我们发现包产到户就像水里压葫芦，被农民们搞起来，就压下去，压下去，又偷偷的搞起。包产到户为什么被一次又一次地送上了意识形态的审判法庭？而面对意识形态的高压线，农民为什么还是一次又一次的选择了包产到户？为此本文提出了自己的分析模式：意识形态-生产激励互动。永嘉县在1956年就卷入了全国第一次包产到户，是当时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地区。尽管这次包产到户试验后来受到批判处理，但包产到户在永嘉并没有一批就倒，此后二十多年一直在永嘉被隐蔽地实行。本文试图利用“意识形态-生产激励”互动模式对永嘉县二十多年包产到户的实践做一史论结合的解读。笔者认为意识形态与生产激励之间的矛盾、冲突及相互妥协构成了永嘉包产到户的主要线索，可以很好的解读这段历史。本文将意识形态定义为：政权机构利用强大的宣传机器和暴力机器在政治经济制度选择方面所强制推行的观念和信仰。其目的是动员民众协调一致地投身于特定的社会运动，以改变或维持某种政治、社会和经济关系。该定义强调了观念与权力的联盟。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新中国的政权高层对“一大二公”的农业集体经营方式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有着固执的偏好，但在集体时代，这些强行植入的制度设计没办法解决普遍而严重的“搭便车”问题，无法有效地激励农民投入生产，使集体时代的农村生产组织处于低效率状态，甚至无法使农民摆脱饥饿的威胁。所以，一方面这种意识形态要指导现实的生产和分配问题，其基本原则、信仰和规范要不断面对现实的经济规律，即要解决生产激励问题，从而不可避免的要产生折中，于是农民不断冒险搞包产到户。另一方面，为解决生产激励问题的操作和技术手段（包产到户）在道德和意识形态的纯洁而严厉的法庭上要受到审查、判决和修正，于是政府一次又一次批判纠正包产到户。通过“意识形态-生产激励”互动模式，本文对永嘉县二十多年来包产到户的实践做了一番史论结合的解读。同时本文也是以永嘉县的包产到户实践为窗口解读毛泽东时代国家权力与意识形态的运作特点及其对经济生活的深刻影响。在一个运行比较健康良性的社会里，制度约束着人们的行为，人们的行为也在塑造着制度，制度和人的行为之间可以形成良性的互动。但在毛泽东时代，由于毛主义色彩意识形态的影响，制度与人性一直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却无法做出适当的调整。事实上在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与生产激励之间的矛盾冲突一直存在于所有的经济领域，只是在农业领域最为明显罢了。一个政权如何合理合法地利用意识形态这一工具，对一国的经济绩效和人民的福利是至为重要的。但对意识形态合理合法的利用离不开民主和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