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九世纪中期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以来,西方的器物、制度、精神、学问便随之进入部分中国人的视野,从而给中国展示了一幅完全不同于中国社会的景象。初时,以郭嵩焘等为代表的少数士大夫阶层的精英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传统与制度与西方所代表的所谓“现代”精神之间存在的差距,并且意识到这种差异是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一些官员和知识分子着力探求中国的转型问题,做出了很多有益的探索。然而从1861年到19世纪末的短短几十年,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变得越发复杂与紧张。世界上的这种乱象的原因十分复杂。从思想史上看,自17、18世纪以来所确立的个人主义的价值在这一时期受到了质疑与冲击。西学本身的演变,尤其是自然法体系个人主义的衰弱与国家主义集体主义的兴起这条贯穿于西方政治思想发展历史的主线在19世纪引发了一系列思想的恶化,对思想界和现实社会生活造成了震动。强调生存竞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激进的种族主义等思潮成为了欧洲社会的主流思潮,促使了国际环境的恶化,同时也深入的影响了中国的思想界。欧美各国都爆发了一系列深刻而剧烈的社会运动,其共同特点是对过往一些常见观念的破坏与反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曲折一方面源于自身历史发展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深刻源自西学的恶化所引发的混乱,即中国的问题其实是当时世界性混乱的一部分。传统研究对那时西方思想给中国带来的恶化的、破坏性的一面很少着墨。19世纪中叶,中国现代转型的节奏(由缓和到激进)与世界局势的变化是相应的。那种早期通过建构社会中间阶层、培育社会自主力量以实现现代化的努力被激进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所破坏。在这个过程中,西学本身的恶化要为中国近代史的混乱与近代化过程中的曲折承担相当部分的责任。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为切入点我们能够发现,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西欧流行的种族主义、国家主义和极权主义思想都在中国这个舞台上找到了自己的代言人,搅动了中国政局的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