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桑塔格的“反对阐释”说,到艾柯的“过度阐释”说,再到张江的“强制阐释”说,三位学者对文学阐释问题的思考,在阐释学链条上是有所推进的。而目前,学界对这三种阐释说的比较研究较少,且存在一些混用“反对阐释”“过度阐释”“强制阐释”等概念的情况。因此,有必要全面系统地比较研究这三种阐释说,并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探寻当下中国文学阐释及文学阐释学的可能路径。第一章比较研究三种阐释说的出场语境。桑塔格的“反对阐释”说形成于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是在新批评占据重要地位,绘画、诗歌、电影等艺术领域出现逃避阐释的倾向、现代艺术陷入意义危机的语境下提出的。艾柯的“过度阐释”说诞生于90年代,是在读者权力过分僭越、解构主义的误读理论大行其道、文学理论逐渐走向“理论”的语境下提出的。而张江的“强制阐释”说提出于2014年,是在国内文学研究领域生硬地移植西方文论,中国文论患上“失语症”,中国学者迫切地想要在“后理论”时代重建中国文论的语境下提出的。虽然三种阐释说的具体出场语境不同,但它们都批判了过度解读文本的现象,都尝试对无止尽的阐释行为做出一定的限制。第二章围绕阐释之“误”,从阐释的根源之“误”、阐释的方法之“误”和阐释的结果之“误”这三个角度,梳理比较三种阐释说的解构之途。在阐释的根源上,三位学者分别将模仿说、神秘论、独断论视为阐释的根源之“误”,论述了“阐释”“过度阐释”“强制阐释”的缘起。在阐释的方法上,三位学者分别将挖掘转换、混淆因果、场外征用归结为阐释的方法之“误”,分析了“阐释”“过度阐释”“强制阐释”的路径。在阐释的结果上,三位学者分别将读者感受力受损、文本被无限衍义,认识路径混乱看作阐释的结果之“误”,说明了“阐释”“过度阐释”“强制阐释”造成的不良后果。虽然三位学者所批判的“阐释”“过度阐释”“强制阐释”存在阐释之“误”,但是这三种阐释活动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们深入挖掘了文本的各种可能性,拓宽了文学研究的疆域,在一定程度上对抗了文学阐释领域中的“影响的焦虑”。第三章从文本意义的根源、阐释的边界、理想阐释的模式这三个角度,梳理比较三种阐释说的建构之途。在对文本意义根源的追寻上,桑塔格认为文本的意义源自“文本意图”和“读者感受”,“读者感受”是主要根源;艾柯也认为文本的意义源自“文本意图”和“读者感受”,但“文本意图”是主要根源;而张江则认为文本的意义源自“文本意图”和“作者原意”,“作者原意”是主要根源。三种阐释说都超越了以往那种将文学系统中某个单一因素归结为文本意义根源的单因论。在对阐释边界的限制上,三位学者对专业批评家提出要求,分别以文本的形式词汇、语言背景、自在意义来限制阐释的边界。在对理想阐释的设想上,三位学者分别设想了“透明与静默”“阐释之循环”“公共阐释”的阐释模式。最终,这三种理想的阐释模式都走向了理想对现实的批判,而不是将理想照进现实。第四章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三种阐释说进行反思,并在三种阐释说的参照下,尝试对中国文学阐释及文学阐释学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分析和建议。虽然三种阐释说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三种阐释说在阐释的一元论与多元论的争论背景之下,既对阐释的一元论有所突破,也对阐释的多元论有所约束。当下,中国文学阐释面临着审美体验流失、批评理论与文学实践错位这两方面的阐释困境。我们可以吸收三种阐释说中的积极因素,借鉴桑塔格“反对阐释”说对作品形式与感性体验的重视,艾柯“过度阐释”说对“阐释之循环”的设想,张江“强制阐释”说对理论在阐释实践中的霸权行为的批判,来摆脱当下的阐释困境,尝试构建一个在求真的基础上谋求超越的阐释循环过程。在进行文学阐释时,我们既不能否认阐释者具有延续作品生命力的作用,也不能忽视作者是文学活动生产者的事实。阐释者需要在多种因素交互的场域内来考察文本的意义,努力实现一种与文本、作者相互交流的对话关系,避免阐释走向绝对主义或相对主义的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