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中国现代第一个纯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和另一个重要社团创造社相继成立。它们既从事文学创作又从事文学翻译,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主张“文学为人生”的文学研究会对东、北欧的现实主义作品及被损害民族国家的文学进行了积极的译介,而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则热衷于浪漫主义名著的译介；在翻译过程中,前者主张异化的策略及直译方法,而后者则倾向于归化的策略及意译方法。总之,两者翻译活动中不同的翻译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本文以霍姆斯(Holmes)1972年在“翻译学的名与实”中所描绘的译学建设的部分蓝图为理论框架,将两社团还原至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通过研究其各自核心成员的翻译论述及主要出版物的期刊目录和书目,对两者的文学政治观点、翻译活动及主张进行对比分析,以期揭示社会文化因素对其翻译活动的深刻影响。本文还借助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翻译操控理论,对两者在确定翻译对象,翻译策略及翻译方法等方面的差异进行深入探究,以揭示特定文化语境下影响制约两者做出不同翻译选择的主客观因素。比较研究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并非要将两者对立起来,区分孰对孰错,孰优孰劣,只是想通过对比来分析其差异产生的隐含原因,意在得出对翻译研究有参考价值的论题,并借鉴他们的翻译理论来指导翻译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