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启蒙主体的理性力量的彰显,使得以理性自我为根据的对真理的探索成为可能,然而启蒙下的社会所表现出来的盲目性,以及社会个体的非理性,与启蒙理性的内涵却是相背离的。启蒙主体的矛盾不仅表现为理性主体对自我生命的压制,更表现为集体对个体的压迫。本文试图通过对统治者维护身份象征手段的分析,发现统治社会的建构,并进一步阐述资产阶级文明社会下存在两种自我保存理性主体的样态。根据《启蒙辩证法》中的论述,统治者作为最先启蒙的现代资产阶级的个体原型,在与命运抗争下践行着自我保存的理性,然而形式与意图的分离,使得对象性关系被权力关系所取代,自我也从一个理性实践者转向了征服权力的统治者。此外,对个体生命的承认,以及对个体的有限性认识,使得统治者主体将死亡的恐惧转化为一种社会力量。在这种社会力量下,统治者不仅获得了生命的保存,同时也将自我把握为对自然权力征服的先验自我,统治者利用思想维护其身份的象征,思想成为了统治社会的工具。同时,否定自然的先验自我,在统治者的象征精神下,成为启蒙大众对自我的把握。而个体所展现的社会事实正是面对生存或毁灭选项的自我保存主体。统治者不断变更着的欺骗手段,只能证明其所恐惧的自然权力从未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