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时期,在进入以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大量诸如交通和住房拥挤、环境污染、失业、公共服务滞后等“城市病”,呼唤着市政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高效率规模供给,而我国长期以来以政府纵向部门为主导的传统城市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已跟不上这种快速的城市化乃至现代化的发展步伐,亟需采取更为广泛的多元发展措施。本文从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通过观察和研究,认为明确和大力发展现代“市政经济”是中国提升城市化效率、应对各种城市病的优化途径。市政经济,是由城市政府围绕城市公共经济事务而展开的公共经济决策与行政执行的活动过程的总称,简化理解就是“城经济”。它是突出城市纵向部门横向聚合功能的“块块”系统,发展目的是实现城市功能的综合效益和市民福利最大化。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人们还不甚了解城市和城市化的“城”加“市”的结构性内涵,不甚了解“城经济”和“市经济”的功能性作用,从而不甚了解应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病的市政经济功能。市政经济以其特有的城市化经济内涵,是实现城市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是满足现代城市各利益主体共同目标的现代手段。因此,系统地分析和研究市政经济,创新城市治理结构和改革市政管理体制以保障市政经济的良性运行,已成为中国城市化不容回避的发展性重大问题。鉴于此,本文从市政经济的理论分析入手,试图通过设计全新的市政经济发展模型,获得影响市政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并通过城市治理结构的创新和市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作为制度保障,来探索实现市政经济的市民福利最大化发展目标的基本途径。在中国,市建制的出现和市政管理体制的形成、发展和完善相对较晚,直到清朝末年才效仿西方国家的地方政治制度,实行城乡分治,建立了市建制。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加强了对城市的领导和管理,逐步形成了一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市政管理体制。然而,市政管理体制从来没有固定的模式与统一的规范,也不能简单、抽象地比较其优劣；一种市政管理体制是否合理主要看这种管理体制能否适应市政经济的发展要求。市政管理体制是一国政治体制的延续或缩影,受该国经济水平、历史传统、文化习俗、国民素质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政治体制上存在很大的不同,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市政管理体制与西方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中国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又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几经改革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政管理体制。由于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导致中国的市政管理体制在内容上具有“经济型”,在管理方式上具有“行政型”的特点,长期存在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权力过分集中、条块分割等弊端,制约了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政管理体制为适应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市管县的改革、计划单列市的改革、区街体制变革等,使市政管理体制走向规范、高效和民主的道路。然而中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和改革开放的关键阶段,现行市政管理体制仍然存在弊端,如：政府职能缺位,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和调控过多,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比较薄弱;部门职能定位不清晰、权责脱节和效率低下等问题突出；政府机构设置不科学,市政管理体制运行不健全等。这都影响了城市政府正确履行公共服务职能,制约了市政经济的发展；因此,从发展市政经济的视角,探索市政管理体制的深化改革,对中国保障城市化高效率发展和通过城市化实现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发展意义。本文采用系统分析方法厘清了市政、市政经济、市政体制、市政管理体制的内涵,深入界定了市政经济的含义,为研究市政经济作了比较充分的理论准备。在此基础上,从供求分析的角度将市政经济运行的内涵和运行系统进行阐述；并对市政经济运行的城市政府、市政企业、市民及非营利组织等主体结构进行分析,从产权类型和组织类型两个角度梳理治理结构,并对比分析城市治理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进而将西方发达国家的市政管理体制和中国的市政管理体制进行对比并借鉴其优势。通过对市政经济发展的目标状态和运行状态的分析,指出中国市政经济的发展就是为了实现市民福利的最大化,而市民福利可以通过城市政府调控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产出比例来实现；在借鉴城市治理社会福利增长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市政经济发展模型,通过对政府政策参数及各参与主体系数的控制来实现对城市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合理提供比例。进而以35个省会城市及计划单列市的近10年数据对市政经济发展模型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得出市民福利的实现与城市人口、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城市土地面积等变量相关,并分析中国市政经济结构的未来发展趋势。城市治理结构的创新和市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制度层面,为市政经济运行和发展提供了保障；最后,从治理结构和运行目标的角度,对市政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市政企业进行了深度研究。本文在全方位、多角度研究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力图有所创新。首先是概念上的创新。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市政经济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综合了市政、城市经济、城市化经济的概念,有助于人们获得对市政经济及市政管理体制科学合理的全面认识。其次是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本文运用委托-代理理论阐述城市化福利原理,提出市政经济效率的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适度比例观点,来明确人均GDP提升的私人产品和城市公共产品之间的运行平衡以及保证这种平衡的市政经济运行本质,是一次有价值的研究途径尝试。最后是研究内容的创新。借鉴国内外相关理论,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具体提出了市政经济发展模型,并以中国典型城市为例进行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验证了假设的模型：架构了城市治理结构的实践模型,提出了基于城市治理结构创新的市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思路——由股东大会、城市董事会、城市监事会、市政总经理等组织内核构成的城市治理结构,并以此作为市政经济发展运行的双重制度保障。通过对市政经济、城市治理结构及市政管理体制的系统分析,本文得出以下重要结论：(1)运用现代经济学思想,构建市政经济发展模型。借鉴佩尔兹曼模型及城市治理社会福利增长模型,本文设计出市政经济发展模型。由于中国目前政治改革尚达不到市场化民主的程度,可以参照佩尔兹曼模型原理建立市政经济发展模型,具体而言,就是考虑用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来替代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利润,通过构建由人均消费支出、人均财政支出、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城区土地面积及系数的控制来实现对公共产品及私人产品的均衡控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市政经济的发展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集中在城市土地规划和利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事业服务和市政财务运行效率的提高上。因此,中国未来发展注重土地空间的合理规划和城市土地的集约式利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的提升和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使用效率、市政财务运行效率的提高,就是中国提升城市化效率的基本途径。(2)运用现代公司治理理论,建设城市治理结构,这是市政经济有效率发展的社会运行机制保证。近30年来,公司治理理念以及在城市发展上的运用,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许多突破,可以成为中国改革市政管理体制的思想基础。企业治理的发展经验和历史演进是较为丰富和成熟的,借鉴其用于城市治理结构建设和城市治理运行的核心理论,是中国应对快速城市化进程的政策思想基础。本文借鉴企业治理的理论和成熟经验,从城市治理结构创新角度出发,试图建立以城市政府在内的由市民、公共部门、私人利益集团等所组成的“城市董事会”为核心,以市政企业为经理层,以市民为主要参与主体的监督层所构成的具有企业治理结构模式的市政管理体制,它可以有效地协调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将城市的公共资源和私有资源有机结合起来,并以法律、法规、制度等形式确定下来,以实现城市治理经济、社会、环境生态效益统一的多元目标。(3)通过城市治理结构创新和市政管理体制改革,为市政经济运行和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基于市政管理体制框架构建的股东大会、城市董事会、城市治理监事会及市政总经理为主体的组织架构,市政总经理指导下的城市建设集团、城市投资集团、城市公共服务集团内部的市政企业运行,为市政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并且市政企业的治理结构和运行目标也成为市政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本文尝试着从市政经济的界定、城市化经济、公司治理等基本理论出发,在深入分析中国市政经济运行、市政管理体制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对基于实现市民福利最大化目标的市政经济运行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希冀实现市政经济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全面带动,以此来实现中国城市化的现代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