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Berle和Means在《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中提出股权分散假设以来，公司治理问题的焦点就集中在了股东与管理者（经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上。但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的研究却证实，股权集中或者相对集中在大多数国家的公司中是一个普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公司治理的主要问题应该是控制性股东与广大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　　 本文选取我国2004到2008年A股市场上市的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衡量终极控制股东特征的各典型变量，检验终极控制股东所有权的激励效应、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下的堑壕效应。并从终极控制股东拥有的所有权、终极控制股东受到的监督力度和企业自由现金流三个方面来研究他们对终极控制股东堑壕效应的制约性影响。　　 从描述性统计上看，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绩效水平虽然还比较低，但发展状况良好，一直处于一个持续的增长阶段，并且企业的自由现金流和公司成长性都较好。而从民营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方面看，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和所有权偏离较为普遍，并且偏离程度也较大，但可喜的是民营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的两权偏离幅度最近几年正逐年降低。本文对所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所有权对终极控制股东的“激励效应”以及终极控制股东对上市公司的“堑壕效应”都很明显；而且较高的终极控制股东的所有权、较低的企业经营产生的自由现金流对终极控制股东的堑壕效应有约束作用，它们显著的减轻了终极控制股东的堑壕效应；但是上市公司的各监督方，如独立董事、第二到第十大股东和广大的中小股东却没有很好履行它们的监督职责，没有起到监督制衡终极控制股东侵占行为的作用。　　 针对上述实证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如下几点建议：①加强对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一致行动人信息的披露；②完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和股东大会制度；③优化上市公司所有权结构；④建立更为细化的法律制度和框架，明确终极控制股东的法律义务，利用高昂的违规成本来约束终极控制股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