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分化日益剧烈的当今社会，“边缘性”问题一直以来都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边缘”似乎成了“弱势”、“贫困”、“失语”甚至“负面”的代名词，边缘人群似乎也成为大众眼中的“社会底层”，对于自身无能为力，唯有等待政策的扶植和解救。经验研究表明，“边缘性”并不是固化的，而是流动和变化的，它有着群内和群际的区别性阐释，同一边缘群体内部成员的边缘性程度也因其个体心理特质及行为模式的差异而存在着显著的差别。“边缘地位”对个体有着无可逆转的结构性制约，但是其实际影响程度却因具体情境和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而有所区别。被边缘化的个体并没有完全成为边缘结构地位的束缚者和被动接受者，他们可以通过个体的能动性力量，实现“心理不边缘”，从而逐渐形成新的身份认同，适应新的社会范畴，最大限度上减轻边缘结构带来的负面影响和不利作用。　　鄂东乡村艾滋病人就是这样一类边缘群体，20世纪90年代末，他们因有偿采血而罹患疾病，因感染艾滋而遭遇排斥，经过十几年的挣扎、抗争与实践，他们中的大部分活了下来，并且逐渐摆脱阴霾，努力迈向正常的生活轨迹。这样一个艾滋病群体，在整个社会大众的眼里，是不言而喻的“异类”、决不可接近的“危险者”;而在他们生活了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的村庄里，却逐渐沦为了有着区别符号的“他者”，成为人们选择性交往的对象;对于艾滋病患者所在的核心家庭、他们生存空间的“内核”而言，他们却似乎“没有什么两样”，可能依然是至亲至爱的父亲、母亲、妻子、丈夫和孩子。这样一类人，他们有人选择公开身份，有力抗争，获取艾滋病人身份下特有的社会资源;有人却无法面对事实，极力隐藏患病身份，脱离社会救助系统与人群大众，郁郁而终。这一群体对自我身份的主观建构，造就了他们边缘处境及生存状况的区别性后果。　　“边缘性”并不仅仅是一个被定格了的负面概念，它在不同的社会情境背景下有着不同层次的丰富内涵，对于能动性不同的人也提供了差异性的生存环境和资源运作空间。结构性的边缘地位无法逆转，但是不同的社会情境对“边缘”有着不同程度的塑造，不同心理特质的个体在边缘结构下的生存体验也迥然各异。通过对边缘主体的合理引导，强化其正面情境认知，重塑其身份认同体系，可以最大程度上降低边缘结构对于个体的负面影响，促使其更好地进行社会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