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企业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以及国家大力提倡发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政策的推动下,我国保理业务量不断增多,保理合同纠纷的数量也随着之日渐增多。保理合同效力问题一直是保理法律制度研究的重点,国内专家学者也对保理合同的效力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本文主要从基础合同对保理合同效力产生影响的原因出发,将对保理合同效力有影响的基础合同类型化。正确把握保理的本质、功能及法律性质,以期厘清基础合同与保理合同之间的关系,从而分析三种典型基础合同对保理合同效力的影响。从商事合同的角度,把握保理合同的本质为商事合同、债权让与合同。从商事思维的角度,为改变我国保理行业立法和司法的混乱局面提出相关建议。本文包括导论在内一共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论文的引言,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和现实意义,梳理国内学者关于保理的相关文献,提出论文主要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二部分分析了基础合同对保理合同效力产生影响的原因,试图对影响保理合同效力的基础合同进行类型化分析;提出三种典型类型的基础合同,即虚假基础合同、附禁止债权让与条款的基础合同、后变更的基础合同,在我国现行法下对保理合同效力的影响以及司法裁判中的争议。论文的第三部分首先论述保理合同的一般原理,从商事合同的角度、保理合同的起源对保理合同的功能及定位分析,对保理合同法律性质进行认定;考察我国现有司法实践和未来的立法趋势,并以促进交易效率为先、保障交易安全在后的价值选择,提出基础合同与保理合同之间的关系应当保持相对独立,并具体分析三种典型基础合同之于保理合同效力的应然影响。论文的第四部分从为解决现有立法和司法混乱的局面出发,提出了从立法上在合同法专章设立“保理合同”,明确规定三种典型基础合同对保理合同效力的影响以及保理商对应收账款债权的审慎审查义务;并且提出法官在审理类似案件时应当审慎把握应收账款债权的审查范围,在司法裁判中沿用商法思维,适当尊重保理商业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