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新后《小说月报》(1921-1931)中世界文学史的写作,是稳定的作家群体和一部分读者通过《读者来信》栏目,在文学史观念的引领下,对不同国别的作家、作品与流派进行译介或者重写来实现的。通过《小说月报》的编辑出版,客观上把纷繁芜杂的世界文学现象,梳理成一本容量宏大、脉络清晰、影响深远的“世界文学史”著作。本论文试图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来呈现《小说月报》中的“世界文学史”写作全貌:通过还原世界文学史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研究上世纪初“世界文学史”写作在中国的滥觞时期,以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等人为先锋的写作群体,是如何处理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世界文学与世界文学史、世界文学史的译介与写作等问题的;并发掘“世界文学史”写作过程中的某些思维定式,以及对后来写作世界文学史产生的影响。同时,通过对影响机制的研究,来反思20世纪末以来中国世界文学史重写这一重大事件,并对未来的“世界文学史”写作展开粗略的构想。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世界文学史”的写作形态上来看,《小说月报》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了延展。其实质上是从共时和历时两个维度对“世界文学史”写作形态的探索,为“世界文学史”写作开辟了二维的文学空间,使得大量的文学现象按照稳定、清晰而有序的状貌分布其中。同时,《小说月报》对文学的历史特质的强化,对于我国“世界文学史”写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次,《小说月报》对“世界文学史”写作进行了理论上的建构。我们看到,《小说月报》中的文学史理论虽然都是零星的篇章,但是已经呈现出中国“世界文学史”写作理论的轮廓。通过轮廓的勾勒,我们大致可以窥见20世纪初中国的世界文学史家们通过融合西方和本土的“世界文学史观”,形成我国具有原创意味的“世界文学史观”。当然,由于我国世界文学史理论是在20世纪初国祚衰微、民族危亡的关头,由一大批启蒙知识分子从西方引入,不可避免的要带上浓重的西方色彩。同时,表现出对“进化文学史观”一致接受的趋同倾向。如果细剖之,在趋同倾向的内部,实际上隐藏着分殊。比如沈雁冰和郑振铎二人对“民族”(泰纳称之为“种族”)这一文学史中的重要组成因素,就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它的背后直接关涉到“世界文学史”写作中一个重大的难题,那就是“世界文学史”写作中写作者所在国的文学与世界文学史之间的关系问题。本文试图再现《小说月报》对这个问题的初步探讨。再次,郑振铎将“进化文学史观”和“文学统一观”运用到“世界文学史”写作的实践之中,编写成世界文学史巨著《文学大纲》,掀起了《小说月报》中“世界文学史”写作高潮。在《文学大纲》中,郑振铎对《小说月报》中“世界文学史”写作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在“进化文学史观”的烛照下,整个世界的文学第一次被系统梳理和呈现。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文学第一次,并且是以占全书四分之一的篇幅出现在世界文学史中。郑振铎采用平行研究、影响研究等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将中国文学中的作家、作品纳入世界视域,首次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隔阂打通。最后,《小说月报》中的“世界文学史”写作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小说月报》中形成的固定写作模式,比如对作品的重视,对文学体裁丰富性的有意识提升,从“人”学高度来选取作品等等,对当下的“世界文学史”写作都极富启示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当时复杂的历史语境下,形成的“世界文学史”写作对今天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面效应,比如东西方的二元对立、对现实主义的过分倚重等等,对我们今天书写世界文学史产生了一定的阻滞力。本论文也拟对此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