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为三大攻坚战的首要战役,这对于保持我国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关键在于防范金融风险。近年来,中国并购市场发展迅速,无论是交易数量还是规模都屡创新高。据权威统计,2019年我国并购市场规模超过1万亿元,交易规模虽较前年有所下降,但交易案例数量却在增加,且并购重大交易规模屡屡刷新历史记录。然而高价并购的背后,伴随的则是高估值、高商誉、高业绩承诺的“三高”现象,由于市场交易信息的不对称性,并购方对于并购标的一方未来盈利水平无法准确预测,因此在逆向选择时会引发商誉风险,使得企业面临的金融风险上升。近年来美国政府频繁出台“退群、退约”,单方面加征关税等一系列单边措施,直接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中美“贸易战”,更是给世界经济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2020年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成为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些都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的前景。然而,宏观层面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影响企业主体对外部环境的感知,面对外部政策的不确定性,企业会如何做出投资决策,进而对并购商誉产生影响?同时考虑到企业并购商誉的决策主体在于企业,不同特质的企业,两者关系是否存在差异化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针对现状,本文先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异质性和并购商誉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梳理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异质性和并购商誉的涵义和衡量方法。分析归纳了并购商誉的影响因素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经济后果,学者主要集中在微观企业层面和中观行业层面探讨对并购商誉的影响,也有学者从企业现金持有、投融资和创新等角度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经济后果。由此可见,目前从宏观层面讨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并购商誉的影响的文献相对较少,这为本文留下了一步的研究空间。其次,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异质性和并购商誉的相关理论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根据“风险对冲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博弈论理论”,分析并提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并购商誉影响的研究假设。同时引入企业异质性这一细分主题,进一步研究在区分在企业内部和外部异质性因素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并购商誉的影响是否存在企业异质性差异,基于“高层梯队理论”、“信号传递理论”等理论提出了相关研究假设。再次,依据现有研究成果,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异质性与并购商誉等变量进行计量,建立动态面板回归模型。运用STATA14.0统计软件,对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2018年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和分析,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回归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了企业的并购商誉。同时进一步的企业异质性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并购商誉的影响存在企业异质性差异。最后,得出以下研究结论:一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对企业的并购商誉产生明显的抑制性作用。二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并购商誉的影响因企业特性而异,企业内部异质性中的国有企业、更高的管理层异质性和内部控制质量均会进一步加大这种抑制作用,而企业外部异质性中的更高的信息透明度、融资约束、市场化程度和行业竞争度也会进一步加深这种抑制效应。根据这些研究结论,本文从企业、金融及监管机构和地方政府角度出发,提出了企业强化政策研判推进公司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金融和监管机构创新市场服务监管体制防范金融风险和地方政府提升民营企业融资效率、优化营商环境从而合理调节确定商誉水平等建议,以期稳定资本市场,防范金融风险,从而推动我国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