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巴恩斯在《唯一的故事》（2018）中描绘的爱情是小说的主题,对于理解小说具有关键意义。由于以“不可能”和“反摹仿”为核心特征的非自然叙事契合小说中畸形爱情的书写特点,论文将这种爱情定义为非自然爱情。非自然爱情的不可能性和反摹仿性体现为三方面,分别对应小说突出的人物、叙述者和隐含作者的声音。第一,按照社会学和哲学关于自然和健康爱情的界定,非自然爱情是一种如此病态,以至于难以理解甚至不可能真正存在的爱情情感和经历。第二,非自然爱情是一种违背了传统叙事框架的反摹仿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导致了非自然的效果,对受叙者的情感反应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乃至无法判断爱情本身是非自然的,还是爱情的叙述形式使得其看起来非自然。可见,非自然爱情的内容和形式已经无法分割。第三,非自然爱情是传达了作者反摹仿态度的美学实验。非自然爱情具有非自然的距离。摹仿模型具有缺陷,无法建构可靠现实,以具象化的方式投射到了无法获得实际结果的失败爱情中。故而,《唯一的故事》中的非自然爱情同时是一种不可能的人物爱情情感和经历,叙述者的反摹仿爱情表现形式,以及传达作者反摹仿态度的美学实验。由此可见,《唯一的故事》中的非自然爱情蕴含严肃目的和丰富内涵。因此,论文以小说中的非自然爱情书写研究对象,论文围绕以下研究问题展开,什么导致了小说中的非自然爱情,以及非自然爱情背后传达了什么内涵?基于小说中突出的三种声音,论文分别从故事,话语和范式解读非自然爱情的成因,以全面地挖掘非自然爱情背后的作者意图和小说内涵。论文认为非自然爱情的非自然性首先来自英国中产阶级人物的道德危机,其次来自叙述者的极端反摹仿叙事,再次和反思模仿叙事局限的失败美学实验相关。非自然爱情具有多方面成因,展现了作者的社会批判、叙事创新和传达反摹仿态度等多重意图,也揭示了小说在主题、形式和美学方面的丰富价值。非自然爱情的三个方面实现了统一和平衡。首先,非自然爱情体现的道德批判和叙事创新是支持巴恩斯反摹仿态度的证据和实践。巴恩斯曾指出小说比历史距离现实更近。通过非自然爱情投射的美学实验,他质疑了传统摹仿叙事模型,运用非摹仿形式来表达爱情,以此用更强的异化效果和批判力量来凸显道德腐败。爱情越是非自然,越能揭露更多的道德问题。这种意义上,反摹仿的形式比模仿的形式距离现实本身更近。同时,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的反摹仿形式实现了主题表达功能,而不仅仅为了反抗传统模仿形式本身而反抗。更重要的是,看似病态和消极的非自然爱情由于揭示了道德困境,实则具有建构性力量和积极内涵。《唯一的故事》中的非自然爱情书写实现了美学理论和实践、形式实验和道德批判、解构和建构的统一,形成了巴恩斯式的爱情书写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