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晚期,部分国人对西方强势文化的盲目认同与追求,导致世俗欲望泛滥,信仰的丧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澳大利亚结束了长久封闭的历史,人们原本不够坚定的信仰也动摇了.就在这种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不同但同样缺少信仰的背景下,中国回族作家张承志用生命的激情,于1991年绘就了一帧黄土高原上回族人在与命运的抗急中追求信仰的壮丽画卷《心灵史》;澳大利亚著名女作家考琳·麦卡洛怀着对爱情以及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注,于是977年完成了长篇小说《荆棘鸟》.两部小说呈现给读者的是一条鲜明形象的人物画廊,而表现手法却不尽相同.《心灵史》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英雄群像,赞扬了他们蔑视强权,虔诚殉教英勇刚强的气概;《荆棘鸟》则是通过拉尔夫和梅吉的爱情故事,活脱脱表现出这位红衣大主教的鲜明个性.《心灵史》中的女性形象都是些沐浴男性灵光的圣女,《荆棘鸟》中的女性则是一群血肉丰满的鲜活生命个体.两部小说价值观念的取向同中有异:在宗教观上,《心灵史》从正面切入,把人物和故事溶化凝固为一部哲合忍耶教派形成和发展的宗教史,而信仰则是作家心中的旗帜;《荆棘鸟》则是把宗教作为底色和背景,作家艺术的笔融深入人物心灵深处,"上帝"成了至善至美的人生境界.在苦难观方面,两部小说都有面对苦难命运不屈不挠的品格.而《心灵史》对苦难的叙述沉实而丰厚,从而唤起人们对苦难的抗拒与斗争;《荆棘鸟》则是说明敢于直面痛苦,才会具有真正的人生高度.两部小说都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风格:从文体看,《心灵史》融文学、宗教与历史、写实与浪漫的想象、学者的理智与教徒的虔诚于一体,构成种"跨文体写作"的模式;《荆棘鸟》则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以其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见长;从叙述方式看,《心灵史》以"门"为章节,用第一人称"我"主导着作品中的全部叙事.《荆棘鸟》采用复线结构,自然可信而又波澜起伏,具有浓郁的现代小说气息.从意象营构看,《心灵史》以圣洁的拱北、血染的毛衫、瞬息的弦月等西北特有的人文景观构成一组意象群,增强了作品的宗教氛围;《荆棘鸟》则是以荆棘鸟的传说作为主导意象贯穿整部小说.从语言运用看,《心灵史》大量采用民族历史典籍及神秘难解的神祗语言,呈现了鲜明的历史文化特点,构成特有的激越苍凉的壮美风格;《荆棘鸟》则处处体现出柔婉细腻的抒情格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