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令汉德克再次陷入舆论漩涡,在领奖演说中他并未对质疑给出直接回应,而是大段引述了 80年代所作诗剧的文本内容,试图将自己的诗学观念与和平理解传递给公众。这部诗剧《越过村庄》(Uber die Dorfer)(1981)成为了论文的研究对象。作为归乡四部曲的终部,该剧作不仅是汉德克返归本体性与地理性双重原初之地的终站,也是80年代后汉德克全新写作阶段的起点。本文主要考察了如下问题:这一诗剧的革新性在于何处?汉德克为何选择戏剧体裁作为归乡的终点,它扮演着哪些叙事作品无法实现的功能?诗剧形式与仪式性内容之间具有怎样的关联?作家通过全剧传达了一种怎样的共同体概念?论文第一章介绍了述行理论视角对于理解汉德克戏剧的意义并梳理了语言剧场的主要特点。通过高度诗化的戏剧文本向戏剧的形式与功能发出质疑,重构现存文学模式,以新一种形式颠覆、超越旧有形式,成为了汉德克的写作动机与创作源泉。游戏般蔓生的语词与句子,对语言声响特性与韵律特点的突出,对言语行为呼指功能的强化,使戏剧语言既被赋形,也被赋体。通过打碎、重组旧有的语言规则、语义体系,一座异托邦般的语言剧场被构筑起来,在剧场内制造出自我的真实。语言的述行之维是阐释汉德克戏剧诗学的突破口。60年代以来的“述行转向”以奥斯汀对个体语言运用的讨论为起点,述行(Performativitat)一词由英文“perform”派生而来,它包含做、施行,履行、完成,表演几层词义,语言不再被看作封闭静止的符号系统,而是被置入日常语境中考察。德里达将文学性语言纳入述行范畴,每一种符号并不完全依赖于最初的社会语境与说话者的原始意图,而可以在重复引用的过程中与之前的语境断裂、生成新的语境。文学话语并非空中楼阁,而是质疑、动摇社会现实的真实力量。巴特勒将述行概念拓展到身体行为层面,将固定的身体(body)转化为动态的具身化过程(embodiment),从而解构了身体概念本身。述行概念具有自我指涉与现实构建两大特质,以“述”而“行”,将抽象语言把握为具有行为属性与创造、颠覆、转化潜能的存在,便是述行视角的贡献。论文第二章脱离了传统戏剧分析中形式与内容二分的窠臼,把“诗剧”(dramatisches Gedicht)形式与全剧主题“诗之节日”(poetisches Fest)作为辩证的整体看待,在《越过村庄》中戏剧形式与戏剧内容成为高度契合的整体,诗性与仪式性更是将个体性与超验性相互连通。这一诗剧的诗性述行特征首先体现于将叙事、诗歌、戏剧三大体裁融为一体的综合美学表现形式。戏剧语言呈现为介于独白与对话之间的交互性言说(Wechselrede),人物语态则具有希腊悲剧式的激情特征,戏剧台词由此成为了一种充满力度的言语行为,体现出人物强烈的自我意识。原本相互区隔的身份在同一人物身上的融合,崇高与世俗的交叠,构成了统摄全剧的“内在反讽”(Innige Ironie)结构。图像性语言成为戏剧的重要表达手段与剧中人物的沟通、感知媒介。高度诗化的语言与充满神圣意味的颂歌形式使全剧呈现为一出诗性仪式,两大戏剧场景建筑工地与墓地并非固定的剧场空间,而是在剧场声响、光影与人物语言的构造中不断变化的阈限空间,制造出以此时-此地为特征的戏剧时空统一体。人物的梦幻独白构筑出与剧场物质空间平行的虚构空间,异质法则取代了框架性的社会语法,一种新生的诗性语言被投入日常世界的空白之处。在全剧的三场诗之节日“转化”“决定”“感恩”(Verwandlung,Entscheidung,Erkenntlichkeit)中,诗之形式转化为人物进行感知与表达的媒介,对诗性生活与日常生活之间无法消弭的分裂的意识与对永恒痛苦的主动接纳,使神性诞生于人性之中,将易朽的个体存在通过艺术形式转化为恒久存续的共同体。论文第三章着力分析了戏剧的“回环”概念。整体形式上,诗剧呈现出一种对称式的情节张力变化曲线,全剧以第三幕为转折点,在第二幕中达到高峰,在第四幕中坠入低谷,戏剧首尾诺娃的两段独白在主题与形式上相互承接与呼应,构成了完整的回环结构。在文内层面,地理意义上的故乡并非归乡的终点,而是作为对故地及故人的重新发现与理解,实现了一种在过去、当下与未来之间循环往复的流动过程。而原先区隔与对立的人与物共同构成了归乡的主体,处于相互构造与联结的共生关系中。诗之形式作为实现传承与连接离散个体的媒介,不仅是一种诗学观,更指涉一种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共同体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