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需要依托高质量的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主体是实体经济,而实体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则依赖于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如今,国内的新一轮信息产业和制造业的发展逐渐由单一的“生产”驱动方式向“生产+服务”双轮驱动方式升级。推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融合与协同发展已成为中国经济持续高效增长的动力,也是实现环境保护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来源于创新,服务业现如今成为引领创新的主导力量,因此,传统制造业和现代生产服务业的有机融合对促进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过程中,经济发展结构不合理、“掠夺式”开发等问题凸显出来,例如资源消耗严重、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污染等。这些问题背后都预示着制造业已无法再通过简单粗放式的增加投入来实现规模经济和经济高速增长。产业效率的提升取决于在不同的生产活动中的互相联系,也不可避免的引起环境污染问题,这些都成为了制造业发展最大的制约因素。本文将静态理论和动态演化相结合构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环境污染的理论模型和作用机制,提出了针对性的研究假设模型并予以实证检验。主要工作内容如下:第一,分别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演化机理进行了分析,通过理论模型和数学推导构建出产业协同集聚-环境污染模型框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存在互相依存的关系。生产性服务业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创新能力、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并有助于制造业发展及拉动生产性需求,最终能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拥挤效应体现在工业生产和社会生活两个方面。通过协同集聚与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和路径的分析可以初步提出本文的基本假设: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有助于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减少环境污染;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对环境污染呈倒“U型”;不同产业主导的协同集聚对污染排放强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第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特征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都呈现出空间集聚效应,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没有形成明显的产业集聚规模。中国城市环境污染集聚具有空间相关的依赖性,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的环境污染明显呈现出高-高集聚的特征,而西部地区城市的环境污染则明显呈现出低—低集聚的特点。通过建立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环境污染的模型结构结果表明城市产业协同集聚与环境污染问题之间存在空间相关关系。第三,利用2003-2018年中国28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分析研究得知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环境污染呈现“倒U”的关系。利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指数和制造业效率的交互项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制造业效率和环境污染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有利于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从而能有效减少环境污染。从分区域的城市数据研究得知: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都呈现出“倒U型”关系。特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一次向系数为负,协同集聚程度的增加有利于环境污染的减排。但是,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系数不显著,表明了这两者之间的依赖关系不强。第四,研究显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环境污染普遍存在“门槛效应”。通过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分别以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制造业集聚和人均GDP为门槛变量数据模型,结果显示当以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自身为门槛变量时,验证了双重门槛现象,门槛值分别为0.7398与0.9234,第二重门槛效应不显著,表明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与环境污染,满足“倒U型”的关系。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以其自身作为门槛或者以人均GDP作为门槛变量时,能够发挥显著的减排效应。第五,通过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聚集和环境污染二者之间的影响机制和作用路径。以全社会用电量和人口密度为中介变量,剖析出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环境污染影响的机制路径,模型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能够降低用电量,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可以通过能源节约来提高环境污染治理能力。此外,以人口密度为中介变量也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能够改善污染,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能利用人口集聚影响环境来实现污染治理。最后,从产业融合管理、制造业效率提升路劲、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地区公共环境治理等方面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在理论和应用上主要有以下创新点:第一,将文献单一产业集聚对环境问题影响拓展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多样化集聚和环境污染的关系。数据方面将样本数据扩充至城市层面的数据,显现出城市规模、不同城市经济水平等城市特征表现的影响效应。第二,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分为制造业效率、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调整三个部分,并以此构建了估计模型。在实证研究中,第五章分析结果和第六章的变量选择进行充分联系,体现了逻辑上的递进性和门槛变量选取的科学性,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作了进一步讨论。第三,传统的技术进步、经济发展水平等作为中介变量,由于其多重属性的问题,不能反映出本文产业对环境影响的机制,本文创造性的以能源消耗和人口密度为中介变量,理论层面,可以深入剖析协同集聚对环境污染的路径机制,应用层面可以作为能源消费、人口集聚和城市面积对环境问题的影响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