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景观美学的“前范式”时期,阿普拉顿试图为景观审美寻找生物学的解释。在生物学上,他求助于达尔文、劳伦兹等生物学家；在美学上,他将自己的景观美学理论建基于杜威美学,并从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美学中汲取营养。为深入地研究阿普拉顿的景观美学理论,本文全面地解析了阿普拉顿栖息地理论的提出和论证过程,并对瞭望—庇护理论的内涵和局限作了细致的剖析。栖息地理论的生成过程是从生物学向美学的转化过程。受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的启示,阿普拉顿选择了考察与生存相关的适应性行为作为自己的理论起点,在动物行为与环境的关系中寻找景观审美经验的生物根基。在从猿向人进化的过程中,人类形成了特定的环境感知方式和栖息地选择模式。当人类文明发展到高级阶段,栖息地的实用功能逐渐削弱,由满足人类生存所需的实体存在逐渐符号化为“有意味”的形式。人类在景观静观中获得的审美满足,就是来源于对有益于生存的景观特征的自发感知,这即是栖息地理论的内涵。为了进一步说明有利于生存的景观的特点,阿普拉顿借助于劳伦兹“能看见而不被看见”的术语,将栖息地理论拓展为更为具体的瞭望—庇护理论。虽然环境的各个方面对于预测和防范危险都是重要的,但那些与潜在危险和自我保存相关的信息显然更有意义。因此,阿普拉顿认为“自然选择”使人类偏爱具有瞭望和庇护特征的景观。为了说明瞭望、危险和庇护的景观特征具体所指,阿普拉顿建立了一个庞杂的象征符号体系,并探讨了这些象征符号的组合。本文在详细介绍了阿普拉顿的象征符号之后,采用瞭望—庇护理论的术语解析了部分典型景观。作为一种应用工具,瞭望—庇护理论在景观评估、景观设计和艺术批评领域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应用。它不仅可以在操作层面处理实际景观的问题,而且能够在景观艺术形象的创造与评析中发挥作用。就理论贡献而言,阿普拉顿的景观美学理论奠定了生物学模式的景观美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促动了多种审美反应的理论模式的发展,同时也为当前景观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套可供借鉴的理论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