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乘数理论发展至今，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形成了总量投资乘数和结构式投资乘数两个分支；根据不同的分析方法，形成了静态投资乘数和动态投资乘数两种类型。目前国外学者关于投资乘数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利用动态乘数检验投资和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国内学者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静态乘数，包括在理论上完善乘数的计算方法、在应用上计算两部门到四部门的凯恩斯投资乘数；其中对结构式投资乘数的研究，以投入产出技术为分析工具，将投资乘数从总量分析拓展到行业结构分析，是对投资乘数理论的重要发展。然而，不论是总量投资乘数还是结构式投资乘数，都只能展现投资对GDP或行业总产值的拉动能力，无法反映经济增长方式所付出的生态代价。单纯以高投资乘数为引导的投资行为，很可能偏离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尽管学术界在联合国公布的SEEA框架下，针对环境―经济核算展开了大量研究，但对投资乘数理论的绿色调整却鲜有提及。本文在归纳和梳理国内外投资乘数以及投资的环境效应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在投资乘数的作用过程中，扣除投资引发的环境成本，将投资乘数转变为投资绿色乘数。本文试图通过对总量和结构式投资绿色乘数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多维度地展现投资对绿色国民经济的作用效果。为此，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鉴于四部门凯恩斯投资乘数不仅缺乏环境―经济研究能力，还忽略了乘数传递过程中由派生储蓄所转化的派生投资，本文首先通过推演长期和中期投资乘数模型，充实了投资乘数的传递过程；在此基础上通过去除投资引发的环境成本，推演出长期和中期投资绿色乘数模型。理论上，投资绿色乘数与投资乘数的差值，能够呈现环境成本对投资乘数的削弱效应；两乘数在不同地区的数值表现，能够展示投资的经济拉动能力和生态环境效应的区域特征；同一地区两乘数的变动趋势可以展现投资结构调整的作用效果。综合观测两乘数的差值和投资绿色乘数的变动趋势，有利于投资决策者以可持续发展为前提，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代价之间做出理性的权衡。第二，为了验证长期投资绿色乘数模型在中国的有效性、了解环境成本对中国长期投资乘数的削弱程度，本文对中国长期投资绿色乘数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整理中国31个地区2001―2010年的支出法GDP、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最终消费、税收总额、进口额等数据，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建立了中国的消费函数、税收函数、进口函数和投资环境成本函数，从而得到了边际消费倾向、边际税收倾向、边际进口倾向和投资环境成本系数等参数，并以此计算出长期投资乘数和长期投资绿色乘数。结果显示后者较前者降低了23.9%，说明中国长期投资乘数被环境成本明显削弱。第三，政府增加投资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尽快拉动经济增长和就业。而长期投资绿色乘数的特点，例如作用过程相对漫长不适用于中短期分析、边际消费倾向等参数始终不变的隐含假设限制了乘数的准确性、长期乘数不利于及时观测投资结构调整的效果等，使其难以准确描述投资在一定时期内的作用效果。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文根据中国政府的5年规划将考查期限制在5年，使用变动参数分别测算了中国30个地区的中期投资乘数和中期投资绿色乘数。受绿色GDP数据限制，本文的研究仅限制在了2005―2009年一个中期当中。计算结果显示，环境成本对中期投资乘数的削弱作用呈现由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递减的趋势，说明西部地区投资的环境友好程度较差。第四，二阶段投入产出模型是目前研究结构式投资乘数较得力的工具，但该模型不具备环境―经济分析功能，不适用于结构式投资绿色乘数的研究。本文在综合比较了多种结构乘数模型和环境―经济投入产出模型后，决定通过建立环境―经济二阶段投入产出模型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先尝试使用三种方法编制了环境―经济二阶段投入产出表，使该表的行向和纵向平衡关系调整为行业绿色最终产出和行业绿色最初投入。进而通过对直接消费实现系数、完全消费实现系数、环境消耗系数等投入产出系数的推导和分析，详细展示了各部门之间错综复杂的环境―经济投入产出关系。第五，在环境―经济二阶段投入产出模型框架下，本文推演出行业结构式投资绿色乘数模型，并在中国2007年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制作了中国2007年环境―经济二阶段投入产出表。中国42个行业的结构式投资乘数和结构式投资绿色乘数计算结果显示，几乎所有行业的投资乘数效应都或多或少地被环境成本所削弱，其中，以与能源和资源相关的行业最为严重。这不仅为我国调整行业投资结构提出了警示，还为解释地区投资绿色乘数的成因提供了行业参考依据。总之，综合考查长期和中期投资绿色乘数以及结构式投资绿色乘数，有利于增强乘数理论对现实的描述能力，有利于观测投资对绿色国民经济的作用效果。核算一个国家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投资绿色乘数，能够为调整投资结构、促进可持续发展提供直观的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