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了举证时限制度,虽然效力不及正式立法,但该制度的设立已经对我国民事诉讼模式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由于设立举证时限制度所需要的民事诉讼观念和体制与我国传统的民事诉讼观念和体制迥然相异,因此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基础制度很不完善,影响了举证时限制度作为一项程序制度所能起到的独特作用。为了能更好的发挥该制度的功能、作用,本文用六个部分的内容表达自己的观点。其中主要部分是四章。第一章通过对举证时限制度的概念和法理分析,指出理论上对举证时限制度存在的认识误区。进一步分析举证时限制度的价值在于平衡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强化诉讼参与人在实现民事诉讼的过程中权利义务的分配。强调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和主导性,丰富人民法院管理民事诉讼的具体措施,进一步确立以当事人为主导、人民法院管理下的民事诉讼模式。第二章主要是对国外举证时限制度的分析。主要通过对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的举证时限制度进行分析,借鉴适合于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具体措施。由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分野,举证时限制度从观念到制度都表现出多样性。虽然我国司法体制的职权色彩浓厚与大陆法系相近,但是英美法系灵活务实的制度特点更适合于移植。第三章首先是分析我国设置举证时限制度需要的基础制度的不足致使举证期限制度缺乏良好的运行环境。其次认为举证时限制度自身设置欠缺严密和技巧的主因在于我国民事诉讼体制仍然在转型的过程中。最后是对举证时限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加以分析,找到不足和原因。第四章主要是对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完善。主要从基础制度的完善、举证时限制度自身的完善以及在司法实践中的完善三个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