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的文学思想是复杂的,它往往是个人成长因素、时代因素等的合力,但我们也不可否认地域文化在诗人个人的性情、气质、审美偏好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因为人是不可能割裂其生长环境而成长的。按照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人在学习新知识的过程中,必然是在原有心理基础上进行的,而吴文化积习形成的习惯性心理即是诗人戴望舒进行诗歌创作原生的审美动力与底色源泉,因此戴望舒的诗歌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吴文化色彩。但目前,有关吴文化与戴望舒诗歌创作的研究并不多。随着以区域文化角度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出现了一系列比较有代表性的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研究书籍。如由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这系列丛书主要是围绕“小说与地域文化”的研究,涉及诗歌与地域文化研究的书籍仅李怡的《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魏建、贾振勇的《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并且诗歌部分篇幅占比很小,对戴望舒与吴文化的研究也不多。另外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郑择魁的《吴越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凤媛的《江南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王嘉良的《地域视阈的文学话语》等,对戴望舒与吴文化研究的篇幅也较少。而相关的专题论文,研究郭沫若诗歌与巴蜀文化的有20余篇,研究徐志摩与浙西文化的文章有10余篇,研究闻一多与湘楚文化的文章也有近10篇,而专门研究戴望舒诗与吴文化的文章则仅一、二篇。因此戴望舒诗歌中的吴文化传承尚有研究空间。所以本文试图以“吴文化”为切入点,联系戴望舒对吴地风物的记忆,来思考吴文化这一“前心理”在戴望舒诗歌中的意义与价值。同时,为了进一步强化研究的合理性,笔者通过戴诗与不同地域诗人诗作的比较、同地域诗人诗作的比较,较全面地思考吴文化与戴望舒诗歌创作的联系。“吴文化”参与建构戴望舒诗歌的创作主要体现在诗歌意象选择、诗歌主题呈现、诗歌艺术思维、诗歌审美风格等层面上。如在诗歌意象选择层面上,特定地理环境形成的区域物象,因为根生于诗人从小形成的记忆,因此是现代诗人进行诗歌意象建构的重要依傍。在引入外来意象时,因为区域文化积习的影响,往往对外来意象采取“同化”处理。而诗人在捕捉和选择意象时,往往将区域文化精神投射入物象客体,形成了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意象和意象群落。在诗歌主题呈现上,戴望舒在一定程度上是接受了国内外文人、文化的滋养,但我们绝不可只窥见一隅,而忽视了吴地风物、地理环境、区域文化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江南之地素多浪漫爱情故事,又有“尊情”传统与戴诗缠绵深挚的“情爱”主题;水文环境的天然优势与渴望自由的历史承袭与戴诗轻灵飘逸的“自由”主题;鱼米之乡的人文景观、风物吃食与戴诗深婉清新的“怀乡”主题具有剪不断的情愫联络。而在诗歌艺术思维上,戴诗具有鲜明的浪漫化特质,“水性”“智性”特点突出,他崇尚率性自由、浪漫的性灵文学传统,追求雅逸清绮的审美意趣,文风偏于温婉、飘逸,同时戴诗中少不了士大夫气的哀怨惆怅,其中女性化的抒写方式更让诗歌蒙上了哀怨的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