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处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高度理论概括,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路线理论的贯彻和实践使我们党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使党的政治路线充分的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从而团结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多元化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面临新的考验,如何处理好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依然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有鉴于此,进一步加强群众路线理论的研究,挖掘延安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的内在价值,更好地满足新的历史阶段人民群众的多元化利益诉求,从根本上解决党群、干群关系问题,从而夯实党的执政根基,是新的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加强全党思想教育的根本任务。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取得了关键性发展。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已经具备相对完备的理论形态,并且上升到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高度。本文对延安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首先,从学理层面系统分析了毛泽东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和实践逻辑,揭示了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的人民本体观和人民主体观的哲学基础。其次,从实践层面对延安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深入探讨了毛泽东群众路线实现的核心要素和驱动机制,分析了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实现的动力机制和实现方式。再次,从理论层面全面概括了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的基本内涵、本质特征和实践功能。最后,从价值层面进一步挖掘了延安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的当代价值,探讨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群众路线理论的教育和实践的实践路径,揭示了继承和发展延安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教育实践历史经验的方式方法,及其对于扩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果,推进社会民主化治理进程,所具有的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在以下方面可能有所创新:第一,深化了对延安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的学理性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只把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简单地理解为方法论(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片面性局限,全面概括了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的内容和基本特征。本文从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高度,揭示了延安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的学理内涵,阐释了其价值和意义。在梳理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历史逻辑的基础上,本文把毛泽东群众路线的内容概括为密切联系、互为条件的四个方面:以群众立场和群众利益为核心的群众历史本体论,尊重群众、依靠群众和向群众学习的群众社会主体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工作方法论,以及党的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论。可见,把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简单地理解为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不恰当的。第二,建构了一个关于延安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的新的分析和叙述框架,进一步凸显了延安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人的能动性内蕴”和革命功利主义性质,并将其明确界定为一种科学的、革命的实践哲学。本文以唯物史观的社会矛盾理论为基础,对延安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所包含的内在矛盾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提出“延安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实现动力机制”这一概念。并围绕党群矛盾关系这一核心,对延安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的构成要素进行了分析:首先,把党的群众路线分解为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以群众利益为宗旨的价值目标,依靠群众的实践追求、政策来源和实施的认识论框架;其次,把群众范畴细化为群众的情感、情绪态度、群众意见、群众要求和思想觉悟等主观因素,以及群众利益、群众生活、群众实践和群众经验等客观因素;再次,把群众路线理论的实践目标规定为四个方面的“契合”:即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与群众情感、情绪和态度相合,以群众利益为宗旨的价值取向与群众利益和群众生活相契合,依靠群众的实践追求与群众意愿和思想觉悟相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与群众意见和群众实践相合;最后,把群众实践和群众利益实现之间的矛盾运动及其双向驱动,看作是延安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实现的内在动力机制。第三,揭示了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向现实转化的具体规律,提出了延安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实现的动力机制、实现途径对于中国共产党现阶段提高治国理政能力的理论启示和实践价值。延安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的实现方式主要包括对领导干部进行作风建设和作风培育及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和政治动员两种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民主制度建设、文化建设和组织建设是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向现实转化的三个根本保证;民主制度、民主作风和民主氛围构成了群众路线理论实现的社会条件。通过借鉴延安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得出应坚持群众本体观、群众主体观,推进社会民主治理,不断提升党的执政水平;坚持群众利益观,着力解决民生问题,实现社会公平;坚持辩证方法论,探索执政党建设的整体效应和长效机制。使中国共产党在面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实践,特别是面对全球一体化、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新实践的新局面下,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得到进一步转换和提升,社会民主建设取得进一步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