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真”在唐代是一门非常重要的绘画门类,在诸多画种中名列首位,而且是有别于“人物”、“佛道”、“仕女”的独立画种。然而,自入宋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写真”最终被划入了“人物”的范畴之内,并沦为工匠之术,不被文人及史家所重视。直到十九世纪后期,“写真”才迎来其画史地位的首次“复兴”,其中任伯年就是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写真”画家。本文以任伯年为吴昌硕所画六幅“写真”为中心,分三个部分展开讨论。第一部分就“写真”概念的源起与发展,画史地位的确立与落寞,以及“写真”与“写意”、“写生”等艺术范畴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论述。第二部分从任伯年和吴昌硕的交游、师从、应酬等关系出发,将六幅“写真”作品置于十九世纪末期新旧交融的“海派”文化背景之中,考察任伯年作为一名“写真”画家,对待传统审美理念与外来文化,传统笔墨与西式画法等的态度,并考察他在“海派”文化中如何进行自我认同与社交活动等问题。第三部分主要讨论这六幅作品的艺术特点,对中国美术史的贡献,以及对当下人物画创作的意义等,认为“笔无常法,别出心裁”是任伯年“写真”艺术的最大特质,也是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