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两次思想冲击，一次在“五四”时期，另一次则是在80年代。普遍认为，80年代的知识分子遭遇了更为严重的精神失落的危机。事实上，人文精神也是相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的，人文精神的失落情绪在文本中的表现尤其突出。从80年代的文本来看，经过寻根文学之寻文化之根，到先锋小说的极端化形式写作，绝望的情绪越来越浓烈。中国新时期开始所培养的绝望情绪与西方文本中所体现的绝望有所不同，它既是对一个时代情绪的感召，也是对一个时代的遗弃，同时还是被一个理想时代假想性欺骗而导致的虚无之感。 放纵语言，顺从肉体，爱的限度，依附艺术，这四种存在方式可以说是80年代直至90年代的文本，尤其是先锋文学文本中绝望的转化方式，而这种转化带来的却是更深层次的虚空与绝望。先锋小说对语言和形式探索的执迷，对欲望的自恋式表现，文本中爱的缺席与不足，以及信仰缺乏下依附艺术而生的精神状态，都是这个时代绝望的真实表现。而绝望的存在，其最根本的原因是爱与信仰的缺乏。 90年代初，先锋文学开始纠正80年代激进的形式实验，更多地将先锋精神作为自身气质，在与社会通俗文化相对抗的道路上寻找自己的意义与价值，先锋文学的触角开始向现实或现实精神上回归。在这个过程中，先锋文学也摆脱了80年代一味学习西方的嫌疑。质疑实用理性，质疑审美现代性，作为自身拯救之途开始的过程，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难能可贵的反思姿态。90年代从余华写出《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开始，先锋文学就呈现出了一种构建精神家园的冲动。或者求助于历史，或者求助于个人精神书写，营造乌托邦成为文学频频出现的意象。至80年代沉迷于语言的北村在绝望中写出了《施洗的河》及大量灵魂发问的中篇后，一种类似宗教的救赎情绪开始进入先锋文本。在历经肉体、精神的失败自救之途后，先锋文学的质问能力终于指向了更高层次的人类灵魂本身。这种思考维度一定程度上也标志了当前文学精神的某一重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