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法科是现代中国法学的发源地。京师大学堂时期(1904—1911)，为其滥觞阶段，全面学习和模仿日本法政学。大学堂的仕学馆、进士馆和译学馆等机构中，法学教育几乎占到主导地位。法政科大学的成立，标志着法学摆脱附庸地位，开始步入独立建制的发展形态。自清季以至民国，北大法科与现实之政治、社会网络有着复杂纠葛，发展亦一波三折而变数无定。对域外法学的移植首先基于朝野各方对法律和法学之现实政治功能的认知，尤在民族主义思潮的推波助澜之下，将其纳入诉求民族自强和建设“文明国家”的“学战”轨道，是“学”亦为“政”，因而法学起初从属于政治学。社会往往又将法科作为废除科举之后，实现个体身份和职业转换的新的知识性管道，竞相追逐而成社会风气。这样，造成的学术与社会后果是，“学”与“政”彼此覆盖，界限含混，反失学之本位；学术与职业合流，大学舍弃讲授和研究高深学问之本旨，反成为个体谋生的职业性工具。 在20世纪学术愈益世界化的整体语境下，作为世界学术之一部的本土学界往往又是域外各种学术思想竞存争胜的场所。清季以来，中国主要通过“日本”的管道输入欧美法学知识。在人事上，日本留学生长期执掌法科要津；学术上，日本化的法学自然占据主导地位。蔡元培出长北大，开始在观念、人事和体制等诸多方面矫治经世致用的学风流弊，对法科进行学术化改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此局面大有改观。 大批欧美留学生加盟北大，不仅充实了法科师资，而且直接从欧美输入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