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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蜀学”兴起,始于尊经书院。自从廖平欲作十八经注疏,“以成蜀学”,与江浙“汉学”立异,言“东西”以代“南北一,成为清季民初川省“好今文家言”者的群体追求。民国肇建,四川国学院成立,汇聚了巴蜀学界的精萃。刘师培不期而至,“今古之辨”遂成四川国学院讲学授徒的主线。蒙文通之学术正缘自四川国学院廖平、曾学传、刘师培、吴之英等人争辩汉宋、经史、今古诸问题。
1923年,蒙文通于经学有所定见之后,首次出川,与整理国故者辩论“古今”,返川之后即“议蜀学”,严辨今古文门户,后认定公羊学乃“伪今文学”,只有以礼制为本,按家法条例治《毂梁》才是“成熟之今文学”:着《经学抉原》以齐鲁之学突破今古门户,探两汉魏晋经学流变;着《古史甄微》以古史羽翼经学。
近代古史研究,导源于晚清今文学。1920年代末,蒙文通携此二稿,再次出川,留教中央大学,参与了南北学界莫衷一是的古史论争。《古史甄微》提出古史三系说,暗合新史学所高举的古史多元观,然古史辨是以史学消解经学系统,蒙文通则是以古史三系说重建上古国史,澄清经史关系,以史证经,申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1930年代,治国学者群趋史学一途,经史递嬗几成定局,蒙文通后被视为由经入史的典型。然考察蒙文通学术的本意,以“北大解聘蒙文通”一事的来龙去脉为线索,可知蒙文通由经今文学入史,实为以经御史,因事明制。那么,近代学术变迁不可简单地用“经史易位”一语来涵盖。抗战军兴,蒙文通辗转返回四川,积极参与各种文教活动,《中国史学史》各稿陆续刊布,扬“《春秋》之所以为《春秋》之义”,一言一行,相辅相依,是可谓“壮年以还治史,守南宋之说”。
民国学界,可谓汉宋分争之变相,今人多将此化约为史观与史料之别。陈寅恪、蒙文通诸学人盛赞“汉人之经学,宋人之史学”,有意于汉宋之外,另辟新径。蒙文通言宋学,举浙东史说与朱子相抗,以陆象山究程朱之弊,携“左”“右”二派夺程朱正统之席;进而儒史相资,言秦汉新儒学扬孔孟内圣外王之道:以性善明内圣,以革命明外王,以五种理想制度支撑今文学革命思想,以期“推昔人之陈说,示大法于将来”。
纵观蒙文通与民国学界的分合,渊源于廖平、刘师培争辩今古,终于以今文言革命与古史辨提倡超今文分流,“沉思今古事”贯穿了蒙文通学术的始终。以蒙文通学术与行事为线索,可进一步呈现晚清民国学界由“今古”至“经史”,再转入“汉宋”的渊源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