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资本在各国之间的流动性也日益增强,对外直接投资正开始逐渐挑战国际贸易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地位。不断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稀缺的资本,使得本国的劳动力等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得以发挥,而且高端技术和管理经验也会随着资本流入形成溢出效应,从而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的成功实践使得理论界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经济效应产生了极大的研究热情,这一问题也成为近些年来的研究热点。然而,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各国经济都深陷泥潭、复苏缓慢,这使得反全球化和反对外投资的声音开始不断涌现。尤其在发达国家,产业空洞化问题更使得对资本的回流要求提升到了政治层面。但与此同时,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并以对外直接投资作为重要的战略着力点,大力推动我国企业“走出去”,参与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这种传统角色的互换使得理论界不得不进一步深入思考另一个问题: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经济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通过对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梳理,本文发现主流理论的发展基本伴随着实践中对外直接投资的演变,经济学家从不同视角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和观点,而这些又同所研究的国家对象和其所处的发展阶段息息相关。在这些理论中,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邓宁所提出的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显现出了强大的理论一般性和包容性,并成为分析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主流理论工具。根据该理论,本文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进行了检验和判断,认为我国当前正处于投资发展路径第二阶段。同时,本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不同角度的结构数据也进行了剖析,总结了当前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所体现出的特点,并以此再次验证了我国处于投资发展路径第二阶段的判断。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我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所可能产生的经济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并采用时间序列分析工具,通过建立协整方程、ECM模型和VAR模型,分别讨论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的贸易、投资、技术水平和就业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进一步地,本文观察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虽然以投向发展中国家的顺梯度投资为主,但逆梯度投资正逐渐呈现增长趋势。因此,本文也分别对我国顺梯度投资和逆梯度投资的母国经济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逆梯度投资相对发挥了更为积极的作用。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史角度来看,欧洲、美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先后作为各个时期的发展主角,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本文通过回顾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并分析上述主要国家地区在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再次从实践角度验证了本文所采用的投资发展路径理论。同时,本文发现,虽然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具有共同的内在规律,但在不同地区、不同阶段也会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征,并进而产生不同的母国经济效应,而这些同一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是息息相关的。这就意味着,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必须放在本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中进行考虑。因此,战后由美国等发达国家倡议并主导制定的资本自由化规则未必能够充分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而实践情况也证明对外直接投资需要加以有序的管理和监督。最后,基于前述理论推演、实证分析结果和国际实践经验,本文分别从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出和流入、战略实施和规则制定、企业能力和政府支持等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