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余波未消的20世纪中叶的英国,新一代本土艺术家群体开始对本国自19世纪以来显得沉默无闻的艺术现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采取相应的行动,试图运用全新的艺术理念和审美维度诠释英国精神。这背后不仅折射出英国和与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之间的“竞争”关系,甚至亦可扩展至战后欧洲与美国的极为复杂的呼应和对抗。事实上,英国艺术家们所高举的这一全新理念正是扎根于英国民族精神与欧洲写实主义绘画传统的土壤；并且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与图像时代的冲击之后,在他们的作品中以全新的姿态和各自的方式强调和面对了新时代的特殊境遇。作为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培根在超现实主义思想中提炼出一种表面上带有暴力和反人道主义的信息,深入地挖掘人性根源的恐惧与不安。相较于培根,年纪稍小的卢西安·弗洛伊德则选择对真人模特的形体和状态进行不断地绘画性探究与拷问。以培根和弗洛伊德为引领,在奥尔巴赫、科索夫等其他画家的参与之下,被称为“伦敦画派”的艺术家群体崛起了。与此同时,二战后在理论界所兴起的有关现代风格写实主义与抽象表现主义的论争在很大程度上也促使艺术家重新审视自己的艺术,并作出积极的呼应、调整,战后的英国写实主义艺术也承担起复兴欧洲文化和艺术的重要使命。英国评论家谢尔维斯特与美国评论家格林伯格这两位学者积极为本国艺术代言,并相应推出本国最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这是欧美竞争在艺术理论界的反响,现代风格写实主义及伦敦画派的形成与崛起在某种程度上也部分地归因于这种论争的产物。基于战后社会政治与文化环境和理论论争的大背景,本文试图重新评价和研究二战后到冷战这一特殊时期的英国写实主义艺术,在纷繁复杂的战后大环境中探寻英国写实主义艺术的正确定位,通过从宏观概念到微观具体事件的分析(包括对艺术家具体作品的分析以及谢氏和格林伯格的论战、谢氏和约翰·伯格的论战)探索英国艺术界所发生的变化与革新,还原这一时期的英国艺术生态样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