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昆明近郊滇池湖畔的安村在上个世纪40年代第一次出现在学术研究中,是“魁阁”时期胡庆钧所做的呈贡基层政权研究的社会调查点之一。胡庆钧的调查发现传统安村内部依托于民间宗教形成了“大公家与会牌”的基层自治性组织,整个社会生活与社会结构镶嵌于复杂的宗教生活之中。胡庆钧的开创性研究是本研究的起点,沿着胡庆钧对一个传统村落社会基层组织、基层权力的探讨,本研究试图通过民间宗教来探讨安村社会秩序的变迁与社会结构的转型,云南边疆的传统汉族村落如何通过民间宗教生产出它的地方性秩序,传统帝国如何通过民间宗教实现对地方社会的控制。而与之相对应的现代社会中安村的民间宗教与社会秩序构建方式将如何转变。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转型,试图用“现代性”来取代“传统”,传统乡村社会面临着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民间宗教在民族国家话语之下逐渐丧失其生存空间,旧传统所构造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遭到全面改造。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转型与经济发展,使得民间宗教重新获得其合法性的生存空间,但实际上却更一步弱化了民间宗教的社会基础——民族国家、个人主义、市场理性、日常生活的世俗化等新的因素共同挤兑民间宗教的神圣空间。在这样的基础上,乡村社会中庙宇的重修、宗教盛会的再现到底是传统的复兴,还是文化的再造?传统信仰和仪式以各种方式的“复魅”能否重新构造乡村社会的价值观念和公共文化?现代乡村社会的秩序生产过程中民间宗教到底居于何种地位?因此,基于对上述问题的回应,本文的分析以时间为线索,从历史进程的维度对安村的民间宗教以及社会秩序生产进行变迁研究。本文描述了一个村落的民间宗教从传统到现代时间轴上的展演,以及从民间宗教中所折射出来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与社会秩序实现方式的变迁,从民间宗教的演进中找出社会秩序实现与转变的逻辑,并从社会整体性的角度出发把握安村社会变迁的一般化历程。本研究接续了国家与社会这一学术界普遍接受的研究范式,以滇东安村作为个案对象,认为传统时期国家与地方社会在民间宗教的实践中相互使对方成为可能。国家—民间宗教—社会的理论框架,既是一种既定的社会结构,也是一种秩序生产的结构过程。通过民间宗教传统国家与社会间形成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社会秩序生产的双重路径,实现了真正的动态关联。这种秩序生产的逻辑则蕴藏在传统乡村社会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之中,民间宗教作为一种文化体系构成了传统乡村社会的意义图式,决定了传统社会中人们的实践理性。本文首先对传统时期安村的民间宗教以及社会秩序的生产进行了充分的还原和描述。其次按照社会变迁的历程,对安村民间宗教在民族国家话语之下所遭受的冲击,以及在市场经济发展之后的复兴进行了整理与追叙,认为安村社会秩序的实现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现代安村实际上在遭遇着社会秩序的现代性困境,民间宗教再也无法在其中起作用。最后一部分讨论了现代性背景之下,安村民间宗教所面临的世俗化嬗变,也便进一步阐述了基于民间宗教所构建的意义体系与秩序实现方式的失落。通过一个村落传统与现代的对比,民间宗教的时代变迁实际上反应了整个社会秩序实现逻辑的变迁,也清楚地体现出了乡村社会结构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