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调控是指政府根据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管理体制特征选择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实现其调控目标。然而,.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倚仗单独的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很难发挥预期作用,而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可以产生协同效应,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当前,中国经济增长趋势性放缓,面临人口红利消失、传统行业产能过剩和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等挑战,要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加强政策协调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如何深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机制的研究,高效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目标,是理论界与实务界都十分关注的问题。当前,多数学者基于传统IS-LM模型和DSGE模型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及其协调效应的研究。其中,传统IS-LM模型从宏观经济均衡的角度出发,侧重于总量分析,且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模型中皆为外生,缺乏对政策间内生作用机制的刻画。另外,使用DSGE模型进行政策研究时,以坚持各种市场出清规则建立一般均衡,而完全出清规则并不符合政策分析模型所要求的“经验基础”;同时,DSGE模型中设定货币部门与财政部门服从既定的政策规则(如泰勒规则与严格的财政预算平衡规则),因此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研究并未体现货币部门与财政部门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协调机制。有鉴于此,为更准确地刻画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协调作用机制,分析协调机制下的政策效应变化,为加强政策间协调配合提供理论支撑,文章结合中国实际经济特征,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开展了以下三方面的研究:第一,为了刻画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内生作用机制,首先,文章引入内生的政府支出政策,并建立由利率与财政赤字率共同决定的货币供应量方程,对传统的IS-LM模型进行了扩展;其次,对包含内生政策的联立方程组模型进行对数线性化处理与参数校准;最后,对发生金融危机的2008年进行了政策模拟,研究发现,如果中国在2008年选择适当提高利率的稳健货币政策和降低财政赤字率的适度紧缩财政政策的组合可避免在2009年发生通货紧缩。第二,鉴于IS-LM模型仅从宏观视角出发,缺乏微观经济基础,为了避免卢卡斯批判,文章借助具有微观经济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DSGE模型研究政策协调效应。另外,鉴于现阶段中国“群体发展不平衡”和财政政策规则设定较为笼统的现状,构建了考虑家庭收入异质性和细化财政政策工具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从而更好地拟合中国实际经济发展现状。首先,对基准模型中“减税降费”财政政策的经济机理进行分析,考察外生的财政政策冲击对居民消费、就业、工资水平以及收入再分配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效应。其次,为了体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联动性特征,假设财政政策工具与货币政策工具对彼此做出互动的内生响应,以考察在协调机制下各自政策效应所发生的变化。研究发现:消费税、劳动税和资本税的减税措施,短期均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促进作用,对异质性家庭的消费结构、投资决策以及就业意向的影响在方向上和程度上则有所不同。政府消费性支出、投资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的增加,短期也有刺激经济增长、提高就业率的作用。在“双宽松”的协调机制下投资性支出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政策效应明显提升,虽然税收政策效应无明显变化,但综合来看,协调机制发挥了“政策放大器”的作用,提高了政策的有效性和时效性,能够使政策更快地达到预期目标。第三,为了体现货币部门与财政部门之间的交互作用,识别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机制、拟合协调机制下的政策效应并分析社会福利损失,文章将博弈行为引入D S G E分析框架,在社会福利损失最小化目标下,通过货币部门与财政部门之间不同的博弈形式刻画合作与非合作的协调机制,进而得到相应的政策规则,识别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现实的政策协调机制,并基于模拟分析结果提出最优政策选择和政策组合的建议。首先,通过引入纳什非合作博弈和卡特尔合作博弈行为,构建两部门博弈的DSGE模型,分别得到两种协调机制下货币部门与财政部门的政策规则。进一步地,对模型参数进行了“中国化”的修正和校准,模拟分析了两种政策在协调机制(非合作博弈及合作博弈)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冲击的宏观经济波动效应。最后,通过脉冲响应分析、稳态结果及方差差异等对比发现:合作博弈的政策协调机制符合我国经济发展事实;良好的政策协调机制能够确保政策的有效性和持续性,有利于提升决策部门公信力;同时,合作机制能够有效避免“债务-通缩”及流动性陷阱风险;并且,相对于非合作博弈,合作机制是有效的帕累托改进,能够显著提升经济整体福利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