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历史对于奥斯维辛之后的艺术创作提出了挑战,因为艺术无法用唯美的手段、心灵的净化来刻画残暴的历史和现实。如何挖掘艺术潜能,促进奥斯维辛之后对现实的认知,成为时代关注的焦点。它将奥斯维辛事件对艺术的挑战转化为艺术创作契机:在对以往和当下文艺思潮的批判中实现表达的突破。《抵抗的美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进行奥斯维辛之后的艺术探索。魏斯的作品从早期到晚期,围绕的核心点是“沉默”与“表达”。他的作品似乎传递给人灰暗、虚假、不合情理的印象,这却使他的作品富有启发性,因为它将人的注意力引向创伤过程。早期作品表现出来的流亡之后的“流亡”是对经济繁荣表象之下文化思维的现实批判,旧的思维逻辑未打破,一切不过是旧机制在新环境下的运行。这反映出消灭法西斯后政治解放和文化解放之间的“错时性”问题:尽管政治上消灭了法西斯,但文化解放的任务远未实现。这成为《抵抗的美学》艺术探索的动因。在《抵抗的美学》反思艺术的过程中,魏斯表现出别具一格的特点,首先,他主张艺术创作与社会实践相联系。与战后许多德国作家不同,他不仅要求在艺术内表达政治立场,而且,还走得更远,毫不避讳地以打上纳粹烙印的德国过去为创作出发点。这一方面决定了他从受害者、被压迫者的角度进行创作的立场,另一方面决定了“抵抗美学”构想政治化美学的风格。再者,他主张艺术的立场性通过形式塑造来实现。于是形成了政治内倾化风格:政治观点通过艺术形式来表达。因此,小说围绕美学形式的探索而展开:在探讨艺术作品中获得美学理念,然后,将这些美学理论付诸实践,通过自身的结构设置和表现手法身体力行地实践了这些理念,展现出奥斯维辛之后的书写范例。在“抵抗美学”构想的实验场中,魏斯融合了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流派,在传统和变革之间实现了艺术形式的多样化,让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得到面向未来新的反思。多年的流亡经历和艺术生涯与极端现实的疏离,使魏斯对造成身份阻碍的政治和历史体会更深,让他在奥斯维辛之后的艺术困境中,将政治、现实与艺术的关系作为探讨重点,在反拨脱离实践资产阶级美学的同时,尝试构建反抗压迫性现实的无产阶级美学。本文以《抵抗的美学》为研究对象,将“抵抗”作为核心,对小说的美学观和美学实践进行研究。围绕下列问题:“艺术怎样反映劳动者的心声?”,“怎样体现对公平、正义社会的呼唤?”,“怎样切中时代脉搏、发出时代的最强音?”,揭示“抵抗美学”构想的思想来源,论述此构想的根基,展现它的内涵,落脚于艺术的“抵抗”,在论证其特点和实现过程中,揭示魏斯无产阶级美学构想的关键点。在批判体制化艺术与捍卫现代主义艺术自律无法消解的矛盾中,魏斯吸收了自己曾经从唯美艺术到政治宣传的创作特点,形成了更为综合的美学面貌——“抵抗美学”,表现出他艺术上的积累和日趋成熟。面对日益复杂的现实对艺术提出的更高要求,魏斯将先锋派和超现实主义纳入到现实表现,由此形成的拓展现实主义理念成为“抵抗美学”构想的根基,它开阔了现实主义表现的深度和广度,更好地获得艺术“真实”,从而形成强有力的社会批判手段。围绕籍里柯《美杜莎之阀》的阐释推导出的“幻觉性现实主义”美学形态和它在人物设置、诗学空间、赫克拉斯的阐释、梦的塑造等方面的表现,以及围绕毕加索《格尔尼卡》的阐释推导出的“先锋性现实主义”美学形态和它在总体结构、叙述手法上的表现,构成“抵抗美学”构想的内涵。以幻觉重构和先锋塑造为基本特点的“抵抗美学”于是成为深刻剖析社会和批判现实的力量。上述论述体现出,艺术的“抵抗”性源自包含自律和立场、理性和感性两极的艺术独特功能,费舍尔的美学理论则为“抵抗”性提供了注解,“抵抗”的发挥关键在于艺术家倾听内心声音的主观责任与联系实际、变革社会的客观责任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