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云龙县及其以西广袤的山野中分布着阿昌族先民,直至清光绪年间的汉文献还有对“阿昌”、“峨昌”人社会文化的点滴描述,这一时期的阿昌人已经成为当地势弱人群。随着历史的发展,“阿昌”人逐步融入当地强势外来人群汉族、白族中。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工作中,云龙已经没有自称“阿昌”的群体,但一直以来,漕涧仁山村仍有大部分居民被当地其它人群蔑称为“峨昌子”、“噶峨子”,直至上世纪80年代这些背负着辱称却不知其义的人们才得知自己与阿昌族先民有历史的渊源,并在80年代末重新恢复为阿昌族。本文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与文献资料为依据,通过生活在多个民族杂居区的漕涧镇仁山村阿昌族如何在我国民族平等政策不断落实和深入实践中,从汉族身份回归阿昌族民族身份的过程,讨论国家力量是如何影响族群身份的改变,探讨一个语言消失、历史记忆断裂的人群如何重新链接历史,构建认同的问题,以此讨论族群认同的“工具论”与“原生论”等观点,指出文化移植是民族认同与交往的途径与普遍现象,但在已经失去本民族传统文化土壤的环境里,文化移植碰上了“水土不服”的问题;移植文化试图扎根还需长期的努力,尤其是在当今主流文化、流行文化强势影响传统文化的背景下,这种可能性将更加难于实现。因此,一直以来共处于仁山这一地理空间的同一个民族,当其中的部分人的民族身份被重新归属而分离出来后,文化边界却在他们之间难于形成,民族身份认同也处于一种模糊的状态中,民族情感难于培植,其功利性的目的却显得比较突出。本文由绪论、正文与结语三个部分构成。绪论部分对研究过程与相关文献研究进行了简要介绍和梳理,提出本文研究的目的与意义,正文部分从以下四章展开:第一章从生态环境、人口与民族、村落布局、婚姻与家庭,宗教信仰与节日、生计方式与经济发展现状方面对仁山阿昌族进行概要性介绍,旨在强调仁山村的文化是一种富有地方性特色的文化。第二章从历史遗痕、古语词、传说故事等方面阐述仁山阿昌族从“汉族”身份更改为阿昌族的根据及原因。第三章对三十年前仁山阿昌族从汉族身份回归阿昌族民族身份的过程进行梳理,从而讨论国家力量如何影响族群身份的改变,呈现仁山“汉族”获得阿昌族的民族身份后对民族文化缺失和身份认同的迷茫。第四章阐述仁山阿昌族在拥有阿昌族的政治身份的同时,积极加强族内交往,建构阿昌族文化,强化其民族身份,培育民族情感,从而增强民族身份意识和文化认同意识;探讨国家力量影响下人口规模人群归属后文化的建构和新文化扎根的问题,试图用族群边界理论来讨论从主体族群中移植而来的文化元素,要在汉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的环境中培植,从而形成文化边界,还需时间和努力;民族语言一旦消失,民族文化一旦断裂,就很难恢复和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