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0年以来，西方国家在公共物品供给领域兴起了公私互助合作的潮流，社工组织成为公共服务的重要参与者和生产者。近年来，我国政府积极转变职能，通过购买社工服务探索社会治理的多元参与和共治。早在2007年，广州市就开始探索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尤以家庭综合服务为代表，为本文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然而，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制度仍处在改革之中，在路径依赖的约束下，仍需要通过边际改进以提高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效率。
　　本文通过跟踪考察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运营状况、观察第三方机构对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评估过程、查阅30个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末期评估报告以及其它相关文献资料数据，在梳理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制度变迁路径的基础上，构建了“行为特征—目标差异—利益博弈—制度绩效”的制度解析模型，并以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为例进行实证分析，提出了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制度优化措施。其基本结论如下：
　　第一，始于1980年代的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经历了隐形购买、显性非竞争性购买和显性竞争性购买三个阶段。目前，显性竞争性购买已成为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主要方式。
　　第二，在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制度变迁中，政府扮演着引导者、监督者和服务提供者角色，而社工组织在经费、场地、信息以及合法性等方面对政府表现出高度依赖性。政府为居民提供社工服务通常以居民需求为导向，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而社工组织则受可用资源、服务能力和财务收支平衡的约束，可能出现以完成服务合同为重心，追求服务指标完成率和服务形式多样化的倾向。这种目标冲突导致社工服务提供者和生产者之间产生“囚徒困境”式博弈，其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政府与社工组织长期合作。通过服务契约，政府加强考核与问责，可以有效地约束社工组织的机会主义行为。
　　第三，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实证表明，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依据服务合同约定，为社区居民提供了较为专业的社工服务，基本达到或超额完成了协议指标任务。然而，现行的政府购买家庭综合服务制度在配套法规、招标与评估体系、经费来源、总体服务框架以及社工队伍稳定性等方面仍然存在优化空间。
　　第四，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制度应进一步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优化购买流程，完善评估体系，拓展社工组织资金来源渠道，整合社工服务内容，稳定社工队伍，不断提高社工专业服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