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老龄化进程的加剧和医保覆盖面的逐步扩大,快速增长的医疗费用已经成为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能否有效控制医疗支出的过快上涨,提高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率,保证社会基本医疗保险资金的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以下简称“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能否有效推进。自2009年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文件,强调逐步建立按病种和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型医保支付方式。但不同的医保支付方式有各自的优缺点,它们对医疗供方的约束和激励机制不同,从而对医疗供方道德风险的影响也不同。分析不同医保支付方式对医疗供方道德风险的影响,有利于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减少医疗费用不合理上涨。本文基于我国某副省级城市的医疗机构与患者结合的大样本微观数据,综合利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地研究了不同医保支付方式对医疗供方道德风险的影响,为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建议。主要研究思路如下:首先,整理汇总相关理论和文献,掌握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前沿方法;其次,分析不同医保支付方式下医疗供方道德风险的表现和作用机理,结合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现状和发展进程,探讨医疗供方道德风险的变化趋势;再次,基于经验数据,从医疗费用和医疗质量等多个角度,分别分析按项目付费、总额预付、单病种定额付费和按病组分值付费的医保支付方式对医疗供方道德风险的影响;最后总结研究结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展望本文研究的发展。本文的研究内容和主要结论具体如下:第一,按项目付费的后付制支付方式下,医疗供方基于疾病程度的不同,对不同医疗保险类型患者实行“价格歧视”。首先,城职保患者的医疗花费平均比城乡保患者的医疗花费高,并且随着疾病异质程度的增加,城职保患者和城乡保患者的花费差异相应增加。其次,不同医疗保险类型住院患者的药品费用和诊疗费用受疾病异质程度的影响更大,相比而言,诊疗费用在不同医疗保险类型的患者之间受疾病异质程度的影响较小。最后,随着疾病异质程度的增加,城职保患者医保报销部分的费用比城乡保患者多,但支付更少的自付费用。第二,总额控制的预付制支付方式下,医疗供方存在跨期调整医疗资源的行为。首先,总额预付政策实施之后,医疗供方前期预算额度使用不够谨慎,导致后期预算额度紧张,再加上医疗供方为了第二年获得更高的预算额度,存在扩大当年预算额度的动机,从而导致患者医疗费用出现“前高中低后高”的变化趋势。其次,预算调整年度的后期患者的住院天数降低。再次,预算年度后期就诊人次下降,存在推诿患者的现象。最后,总额预付政策实施后,就诊二级和一级医院患者的报销费用的季度周期效应更大,“常见病”患者和城乡保患者报销费用的周期调整效应更明显。第三,单病种定额付费的预付制支付方式下,试点医疗机构存在推诿患者、降低患者手术概率和增加患者合并症等策略性行为,并且非试点医疗机构也受到政策的影响,即存在“溢出效应”。具体来说,试点医疗机构在实施单病种定额付费政策之后,医疗机构就诊患者的结构发生改变,就诊人次下降约一半,单病种覆盖患者的医疗总费用和手术概率显著下降,患有合并症概率显著增加。另外,非试点医疗机构中单病种覆盖患者住院日相比其他病种覆盖患者的住院日显著增加,一个月再入院率和三个月再入院率也显著增加。并且单病种定额付费政策实施之后,非试点医院中单病种覆盖患者的手术概率比其他病种覆盖患者的手术概率显著增加。第四,按病组分值付费的预付制支付方式下,医疗供方可能存在改变患者治疗方案、分解住院等策略性行为。首先,显著降低了住院患者的医疗总费用、药品费用、检查费用、治疗费用和耗材费用,其中检查费用下降幅度最大。其次,按病组分值付费支付方式改革对医疗服务质量存在影响。按病组分值付费改革增加了患者的两周再入院率和一个月再入院率,降低了患者做手术概率。最后,三级医疗机构和一级医疗机构在面对按病组分值付费支付方式改革下,更可能改变医疗服务行为从而导致医疗费用和医疗质量发生变化。根据以上结论,本文发现无论是预付制医保支付方式还是后付制医保支付方式下都存在医疗供方道德风险,医疗供方道德风险的表现形式在不同医保支付方式下存在差异。因此政策制定者应当总结各种支付方式的优缺点,结合患者就医状况和治疗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积极推进多元复合型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另外,制定科学合理的医保支付标准,实时动态调整,并且完善医疗供方的监督和激励机制,从而提高医疗供方工作效率,规范医疗服务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