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公民个人信息逐步发展成为重要的经济资源,给社会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然而,个人信息经济价值的提升以及网络技术的发展促使危害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泛滥,给信息主体的权益及社会秩序的稳定带来了巨大威胁。为维护信息安全,我国《刑法修正案(七)》以“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及“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规制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为适应社会形势需求的发展,《刑法修正案(九)》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进一步完善相关规定,并针对适用中的相关问题出台了司法解释。虽然在此背景下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完善,但在司法认定中仍存在诸多困境,现有规定在实践操作中理解不一,严重制约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合理适用。基于此,通过梳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立法规定及变化,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处理情况,指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司法认定的难点所在,并提出应对之策,从而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规范化适用提供借鉴。除引言与结语外,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共计三万余字。第一章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立法梳理。通过对《刑法修正案(七)》及《刑法修正案(九)》中有关公民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的内容以及出台背景的分析,指出两部修正案之间相关规定的变化。此种变化包括特殊主体发展为一般主体,主体范围扩大;去掉“非法提供”中的“非法”,行为方式范围拓宽;前置空白罪状改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范围有所扩张;增加一档法定刑,处罚加重。这些立法规定的变化反映了刑事立法对社会现实的回应。第二章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刑责追究之必要性分析。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形势日益严峻的现实和法益保护原则两个角度分析追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刑责的必要性。指出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高发,侵犯的信息数量惊人,严重危害个人信息权利及安全,因而需要发挥刑法保障法的作用,追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刑事责任,保护信息主体的权益并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第三章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实证分析。通过实证分析反映出如下几方面的特征:首先,指出司法实践中法益认定无统一标准,包括个人法益和社会法益;其次,行为对象认定标准不清,何种个人信息能被刑法保护未明确说明;再次,涉案信息真实性处理不一,以抽样方式为主,但抽样方法不规范;然后,非法获取行为认定种类众多,只要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或资格,即属于非法获取。最后,司法实践中量刑不均,处罚整体偏轻。第四章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司法认定中存在的多重困惑。综合各种理论争议及司法实践中操作不一的情形,指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司法认定的难题。首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保护法益的司法定位模糊;其次,“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解释不合理,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再次,行为对象认定不明,包括行为对象的范围及真实性的认定模糊;然后,行为方式认定不完善,表现为出售、提供及非法获取行为认定混乱;最后,“情节严重”考量因素认定不清,表现为同一情节呈现冲突性规定及定罪数量标准认定不一。第五章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司法认定困惑之应对之策。鉴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司法认定中存在的难题,应遵循明确性原则,以规范认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具体包括:首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实体为个人信息权;其次,对“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作限缩解释;再次,对“公民”范围有限扩张认定,包括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但不包括死者。以识别性为基础,主客观均认为有使用价值的个人信息才由刑法保护。对于批量信息,应至少证明入罪和加重处罚门槛所要求数量的信息为真。然后,明确“出售”不以支付对价为前提,“出售”的交换对象包括一般财物,财产性利益及非财产性利益。“提供”不包括有偿提供。“非法获取”中“非法”即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个人收集行为也应受到惩处。最后,对于出售或提供利用职务便利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应认定为定罪情节或量刑情节,不可重复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