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中间人物”论及其相关创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到了不同的理解与评价：1962年8月，邵荃麟正式提出了“写中间人物”的主张，周扬、田汉、林默涵等人对此表示肯定与支持，沭阳、沈思、康濯、侯墨等人发表文章赞同拥护；1964年下半年，“写中间人物”成了“文艺整风”中最突出的目标，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公开讨论和彻底的批判”；林彪、江青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出笼后，“写中间人物”论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主张”；新时期的文艺界从美学、国民精神以及人物形象等不同角度探讨了“写中间人物”论及其创作的存在价值与创作意义，并取得了一定成果。本文认为，时代语境、特定时期的政治倾向以及理论提出者及创作者个人的道德立场、政治素养、价值取向是正确理解与定位“写中间人物”论及其创作的三个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和紧密联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写中间人物”及其相关创作实际上是在以服从于主流话语并最终还要服务于主流话语的诸多规定为前提下的一次极其有限度的主流话语自身范围之内的调适或调整，与五六十年代的“英雄主义”创作具有本质意义上的一致性。 全文除引言与结语外，分四章。 第一章：集中探讨论述了“英雄主义”作为文艺创作主题、“两结合”作为至高无上不可僭越的文艺创作原则和检验标准在五六十年代得以确立定位的历史与现实因素，并进一步分析论证在政治的诉求与高压下，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进一步急功近利化和简单化的事实。同样，文艺界对文艺创作方法的政治功利性理解与抉择，则为“英雄主义”创作主题、“两结合”创作方法成为不可突破的艺术铁律和创作禁令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佐证与实际支持。 第二章：通过分析“写中间人物”论提出者及其支持者的主观动机与愿望，结合理论者本身持有的理论素养和政治倾向，深入剖析“写中间人物”论的实质意图及本质意义，进而发掘“写中间人物”论与“英雄主义”创作主题在最终功能指向和价值判断标准上的同一性。“写中间人物”论及其相关创作对当时文艺界主流话语和创作理念形式上的偏离并不意味着思想上的背叛，恰恰相反，偏离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在本质上的契合于统一，二者的关系是异构同质。 第三章：结合大量事实和材料解析“现实主义深化”与“两结合”的内在联系，并从“两结合”自身不可解决的悖论和矛盾出发，探讨“现实主义深化”论者所谓“深化”的不现实性。“现实主义深化”亦未摆脱“两结合”的窠臼而自成一体，作为创作方法二者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浪漫”多一些还是“现实”多一些并不意味二者的异质与对立，恰恰相反，前者是后者的前提规定，后者是在前者界定的范畴内进行的一次调适与平衡，二者貌离神合、殊途同归。 第四章：借助叙事学的有关理论，分别从写作“范式”、人物设计策略、叙述“视点”与“写作”主体的关系、文本逻辑与真实生活之间的分裂等角度对“写中间人物”论之相关作品进行解读与分析，力图从具体的创作层面来论证上述各章之理论分析和概括。 毋庸置疑，“写中间人物”及其相关创作在创作题材与创作方法上一定程度地拓宽了五六十年代日益窄化的文学创作环境，使作品的人物形象具备了一定的现实基础而显得比较真实可信。但是，“写中间人物”的提倡者及其支持者和实践者们，因其特定的政治立场、道德立场的束缚，以及理论素养上的局限，注定使这一文学主张及其创作被人为地赋予了太多的政治教化的内容与道德批判的色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写中间人物”及其创作在题材与方法上的偏离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对“英雄主义”创作理念的补充与回归，“出轨”是为了实现更好的“归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