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增长、高投资和低消费是中国宏观经济的三大特征，投资消费失衡已成为中国经济能否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问题。虽然，长期持久高增长的中国经济是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是，经久不息和久治不愈的投资冲动，高投资的宏观经济常态，是中国之所以始终不能走出经济过热常态，所无法根植的顽症。而长期消费抑制下的内需不足，正不断叩问着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可持续增长的存在性。本文正是旨在于研究这三大特征的形成机制及其经济影响，同时尝试进行经济实证研究和经济理论研究的创新。 本文首先简要地梳理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历程，综述了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基于当今经济增长理论对于经济总量研究的偏好，而相对忽视了对于经济增长结构的研究，本文从经济增长结构的视角，利用多国经济数据，通过统计分析方法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了关于经济增长结构的七个程式化事实。经济增长结构研究显示，中国宏观经济存在着严重的投资消费矛盾，本文进一步系统分析了中国的“资涨耗衰”和投资消费失衡的经济特征。为了检验宏观经济模型在中国实证分析的适用性，第十一章系统地计算了中国资本存量值，采用计量检验和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较严格地检验了卡尔多程式化事实在中国的成立性。 虽然关于财富效应、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地位的经济研究文献考察了资本进入效用函数后对于经济的影响，但由于经济研究方法的欠缺性，还很少有人系统地提出资本进入效用的命题。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资本主义精神、社会地位和儒家思想的角度论证了资本进入效用的必要性，并系统地提出了资本进入效用(CIU)的命题。研究表明，在传统经济模型中引入CIU命题之后，经济理论分析将能够解释文化和制度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国别比较研究显示，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在效用中的权重要高于发达国家，而在中国，资本在效用中的权重又要高于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资本在效用中权重的过高值，是中国宏观经济的典型特征，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如果不考虑这个典型特征，得出的结论对于中国现实经济将可能是不适合的。 每个经济现象都是一连串事件的综合，中国的每个宏观经济现象也都不能例外。但是，针对中国宏观经济的研究在这方面不如人意，由于研究方法不足和研究工作量过大，全面系统地分析一个或者几个宏观现象产生的前因后果还比较困难，全面地分析中国宏观经济，以解释一个或者几个宏观经济现象的研究文献还不多。本文正是尝试通过综合地研究宏观经济的各个方面，以解释中国宏观经济的三大特征。本文利用建模分析方法，通过建立的七个CIU模型，研究在不同的独立经济条件下相应的宏观经济特征，最后综合这些模型的理论研究结果以解释整体宏观经济特征的形成机制。 第五章通过一般性效用函数和一般性生产函数探讨均衡的存在特征，分析资本外部性和消费外部性对于资本存量或者财富量值、商品消费和闲暇消费的影响，同时分析资本在效用函数中的比重大小对于商品消费、闲暇消费和资本存量的影响等。 第六章的前半部分在第五章的基础上，选择可分的不变弹性效用函数形式和AK生产函数，引入外部性。考察了资本在效用中权重大小、时间贴现率、消费外部性、资本外部性对于稳态条件的存在性、鞍点均衡的存在性以及宏观经济中的消费和资本量值的影响等。在第六章的后半部分，通过对对数效用函数和AK生产函数的分析，分析资本在效用函数中权重、生产效率或者技术进步、消费外部性和资本外部性对于经济增长率和消费资本比大小的影响等。 第八章在可分性的对数效用函数假定下考察了包括政府消费、政府投资和政府转移支付的财政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率和消费资本比的影响，同时也考察了资本在效用中比重对于经济增长率和消费资本比的影响，并考察了这些变量对于社会福利的影响。 第九章考察了关于环境资源约束和收入分配的两个模型。第一个模型考察了资源环境约束、时间贴现率和资本在效用中权重等对于资源使用量、消费量和资本存量的影响，同时考察了鞍点均衡的存在性问题。第二个模型，通过分析财政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考察了相关政策变量对于经济增长率和消费资本比的影响，并考察收入分配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 第十章建立一个简单模型考察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分析了生产性资本、金融资本和货币总量的影子价格的确定，以及这些变量对于经济增长率和消费资本比的影响，并探讨了鞍点均衡的存在性问题等。 第十二章阐述了本文的研究出发点，综合前述经济模型研究，按照均衡存在性问题，对消费、资本存量、闲暇和资源使用数量的决定问题，对经济增长率和消费资本比的决定问题，其他问题等四个方面进行了主要理论结论汇总，简要分析了中国宏观经济基本变量的特点，并结合这些特点，分析了中国宏观经济三大特征的形成机制。结合理论分析和中国现实的进一步研究表明，等级制度、拜金主义、政府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的不发达阶段是中国宏观经济三大特征形成的社会经济基础。 在结论及对策建议中，在简要回顾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之后，简要分析了大萧条的历史过程及其对于大萧条的治理经验。最后指出，为了改善投资消费失衡的现状，在长期，我国可以采取：降低资本在效用中的权重，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改革政府经济体制，尽快摆脱不发达的经济状态。在短期内，可以采取：通过立法保护劳动者权益，通过立法解决社会保障问题，完善货币金融体制和提高宏观调控能力，改革和完善投资体制，规范市场竞争机制并调整行业利润结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