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活动是一项复杂的人类活动，不仅涉及文本、译者、读者等主客体因素，而且也涉及到社会文化等社会历史因素。因此，翻译研究应该不仅仅局限于文本等主客体因素的研究，而应超越它并上升到文化层面来。近年来，译学领域的诸多专家开始关注语言层面以外的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试图从语言因素外的角度分析译本，解释译者的某些特定翻译行为。勒菲弗尔认为翻译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而是受到了语言层面外因素的操控。一方面他将社会视为一个大系统，或者说是“系统的系统”，而文学则是社会这个大系统下的一个子系统，与其他子系统相互作用。他将影响翻译活动的因素归纳为三个方面：来自于文学系统内部的专业人士、来自于文学系统外的赞助人及主流诗学。其中，文学内部的专业人士更关注诗学，而赞助人则更关注意识形态。概而言之，实现对译者的翻译行为进行操控，是通过意识形态、赞助人及诗学形态这三个操控因素进行的。另一方面，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一种改写，而驱使译者进行改写行为的原因，正是来自于这三个操控因素。《暴风雨》翻译研究，是国内莎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莎士比亚最后一部完整的戏剧，但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相对于蔚为大观的《哈姆雷特》等悲剧的翻译研究，历史剧《暴风雨》的翻译研究显得相形见绌，忽略对其研究无疑是莎剧研究的一大损失。本文尝试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比较分析三位译莎大家——朱生豪、梁实秋和孙大雨的《暴风雨》译本，力求通过对译本中的改写内容，包括淫秽语、宗教内容以及语言和文体等内容的分析，探究三位译者所受到三个操控因素——赞助人、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操控作用。基于对译本的改写内容的细致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文本中的改写现象并不是巧合，而是一种有意识操控行为。赞助人和意识形态都在翻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不同的意识形态产生不同处理上述语言材料的翻译手段。对于淫秽语、宗教内容和语言的处理，朱生豪和孙大雨主要采取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对不易于译语读者接受的部分进行改写。对上述内容的改写，朱生豪主要是受到了赞助人，即其出版社，以及其个人意识形态的操控，而孙大雨的操控力量主要来自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梁实秋主要采取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对于大部分不易于译语读者接受的部分保留原样。这种翻译策略主要是受到了个人意识形态和赞助人胡适的操控。第二，就文体而言，朱生豪和梁实秋都选取了散文体，而孙大雨保留了原文的文体——诗体。操控力量主要来自两方面，即主流诗学和赞助人。在十九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存在有多种诗学形态，在这多种诗学形态中，散文体毫无疑问处于主流诗学的地位。朱生豪对文体的改写主要是受到了当时主流诗学的操控，梁实秋则主要受到了其赞助人胡适的影响，而孙大雨保留原文文体的原因主要是其个人诗学形态的操控作用，但其赞助人的影响力也不能忽视。最后，赞助人的作用在翻译活动之前就存在了。对朱生豪、梁实秋和孙大雨，没有他们的赞助人，他们很可能不会走上翻译《暴风雨》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