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的中心是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团体的思想路线与政治活动,以及追随“左派”参加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群体。将汪精卫、国民党“左派”、与“小资产阶级”的概念放在一起,是为了揭示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汪精卫是所谓国民党“左派”的代表,“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群体是国民党“左派”的群众基础,这些联系从前并未被我们的革命史研究充分重视。在以往的中共党史研究中,一般认为,国民党“左派”,是指拥护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建议所确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人。其著名人物有廖仲凯、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以宋庆龄为杰出代表。而在国民党官方的历史叙述中,则认为,左/右之分是共产党作为分裂国民党的策略而被“制造”出来的,所谓国民党“左派”并非一种政治实体,它只在话语的层面上存在,是共产党对国民党的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本文在参考这两种观点的基础上,更多沿用了台港和海外“学术界”的普遍看法——将汪精卫作为国民党“左派”的代表,一方面关注了1925-1927年间汪精卫本人和整个国民党在“联共”路线下的急剧“左倾”和这种“左倾”在社会政治层面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将1928年后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为代表的“改组派”及其思想路线也称为国民党“左派”,在将汪陈“左派”路线与以蒋介石、戴季陶为代表的国民党“正统派”路线的比较中,评述了汪陈“左派”对国民党及国民革命的批判性反思和他们提出的建党建国方案。　　 汪精卫、国民党“左派”与“小资产阶级”的关系,反映了政治斗争中话语与实践相互生成的状况。“左派”和“小资产阶级”问题的产生,都是话语与现实相互激发的过程。起初,共产国际意识到中国国民党中存在着一股亲苏亲共的势力,希望将它发展成一个有组织有理论的“左派”力量,并造成了整个国民党“左倾”的形势,但是,并没有在事实上形成一个他们所希望的“左派”。然而,当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决定放弃制造“左派”的策略时,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政治势力,却利用了“左派”的旗号,有意识的打造出一套“左派”的政治路线。这套“左派”路线的一个核心理论,就是所谓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论”。“小资产阶级革命论”是在党内斗争中失败的汪陈“左派”剂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话语,打造“左派”政治力量,缓解自身政治危机的一种手段,同时,它也明确针对了过去处于领导地位的小资产阶级和非阶级的知识分子在革命激进化之后的尴尬地位。因为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的工农武装革命理论和戴季陶版的三民主义都无法安置被抛出革命阵营的“小资产阶级”问题,因此,汪陈“左派”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论”获得了广泛的影响力。　　 在深入研究国民党内不同政治势力对革命前途的理论探讨之外,本文还对国民党“左派”的群众基础——大革命前后的激进知识青年群体给予了很多关注。在1925-1927年间,激进的革命意识席卷了全国的青年,这些青年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的投奔广东和武汉的革命政权而来,成为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组织军队和发动群众的重要依靠力量,是各地基层党部和各军政治部的基础。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大量革命青年被屠杀,劫后余生者,有些人成了新兴的“革命官僚”,另一些人投入到更激进的“无产阶级”阵营当中,还有一些人则只能在空虚苦闷中沉沦。以陈公博为首的国民党“左派”理论家,适时的把捉到蕴藏在这些苦闷青年中的政治潜力,喊出“改组国民党”的口号,一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研究这些追随“左派”的革命青年在大革命中的挣扎奋斗,揭示他们的政治追求、生活经历和精神状态,有助于我们在国共斗争的脉络之外,更深入的理解大革命兴起和失败的思想和社会根源。　　 通过对以汪精卫为中心的政治势力、国民党“左派”和“小资产阶级”问题的研究,本文试图在国共两党的党史叙述之外,开辟出另外一个观察20世纪20年代中国革命史的视角。希望这样一个国民党“左派”和“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视角,能够丰富我们对于中国革命史叙述的层次,深化我们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整理,在这个基础上,更加深入的理解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中国共产党重新组织、动员中国社会过程中的创造性。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之下,本文分别讨论了共产国际制造国民党“左派”的策略、国民党的左倾化和群众政治的兴起,汪精卫的“左倾”及其策略性,大革命中的激进知识青年群体及其与汪陈“左派”的关系,国民党“左派”与小资产阶级问题,以及1928年大革命失败后,汪陈“左派”对国民党的批判和改组国民党的方案等问题。最后,因为汪精卫和陈公博这两个国民党“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最终都以“汉奸”的可耻下场结束了他们的政治生涯,因此本文用一章的篇幅,讨论了汪精卫和陈公博走上汉奸之路的历史原因,作为“余论”。　　 本文对于国民党“左派”的研究,第一,希望突破国共斗争或派系斗争的“左派”含义,部分的释放出这一政治性概念丰富的历史内涵:它既是理解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关系的一个线索,又折射出二十年代中国的激进革命思潮和群众运动的走向,而且可以反映出国民党内部在思想和组织上的分化,以及不同政治力量对于中国革命前途的探索。第二,本文利用台湾国民党党史馆所藏的“五部档案”、“汉口档案”、“中政会档案”和“吴稚晖档案”中的汪精卫手稿,对汪精卫政治生涯中几次重要转折时期的思想主张和历史语境进行了相对客观和深入的分析,对于理解汪精卫本人的思想和性格特点,对于总结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一类“文人政客”在民国政治中的行动方式及其困境,都进行了一定的探索。第三,本文将通过讨论国民党“左派”的群众基础,将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群体的苦闷、探索、奋斗、追求和分化的历史,引入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革命史研究,希望在党派斗争之外的另一个角度探讨20年代激进革命运动兴起的社会根源。